“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专业户、专业农户大量出现，实现农业专业化。而专业户又必然要求联合、协作，要求社会化。于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实现了专业化基础上的集体经济企业，就会成为我国农村的主要组织形式。”“所以我们说：包产到户发展前途宽广。”这篇报告写成后，先应甘肃省委宣传部的要求，在省级厅、委、局、办干部大会作了报告，并在省委内刊发表，1980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未定稿》上全文发表。

　　当时，中央1980年75号文件在内部发布不久，全国关于阳光道与独木桥的争论很热，这篇有新意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对于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是一种理论上的支持。1981年的春天，六安地区（肥西县的上级）地委书记派人到北京，送给我两斤六安瓜片（茶叶）。并对我说：我们书记说，你们的文章太好了。原来我们到省里开会，常常坐在后面，虽然我们的贡献很大，包产到户上交的公粮多，表现不错，但我们自感成分不好，因为包产到户是独木桥，理不直，气不壮。

　　（安徽在万里调京后，包产到户又不让搞了。）看了你们的文章，心里有底了。你们说得对，包产到户发展前途宽广，将来不是我们要再回到老路上去，而是他们也要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才是阳关大道。

　　这篇调查报告也受到农委杜润生等同志的重视。1981年，王小强同志，随农村发展研究小组一起到农委调查研究部门帮助工作。此后，我也常被邀参加农委调研部门的会议和调研活动。

　　1980年75号文件传达之后，明确了在贫穷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给广大农民群众撑了腰。1981年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很快就突破了原来的范围，贫困地区发展得最快，中间地区、发达地区的农民也动起来了。但是75号文件还讲了“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一些干部据此作为反对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依据。双方争论和斗争很激烈，形成了“上面放，下面改，中间出了个顶门杠”。有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出去开会一天，农民和基层干部就把地分了，称为“一夜政变”。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因为是在上和下、干部和群众思想并不统一的状况下迅速推行的，难免出了一些问题，如有的生产队把集体财产也都分了，把拖拉机卖了，或拆解分了。反映到上面，又成了一些领导干部反对包产到户的借口。

　　——摘自陆学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之五）》，题目系编著者所加

　　◆《未定稿》与刊登陇西包产到户事件的始末

　　李凌

　　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分任副院长。院领导说，“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流毒很深，要办刊物，写文章，出书批判。依据于光远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写作组，负责编一个固定刊物叫《未定稿》，继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负责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书，兼为《未定稿》审稿。

　　社科院成立后，原任《工人日报》总编辑、时任社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邢方群向院部推荐我参加写作组的工作。当时在写作组的还有江明和丁磐石两人。同年9—10月间，邢方群和江明被调回《工人日报》复任正副总编，不久，丁磐石也调中宣部。好在此前他们已组织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并且有两位青年人——王小强和王晓鲁写文章自荐。他们都是“文革”时的插队知青，在修理地球的同时注意抓紧学习，观察社会，研究问题。他们写来的文章很有水平，大家传阅后都同意调入写作组。……1978年把我从通县调来社科院后，就由我负责，和两位小王一起编辑《未定稿》。我们拟好每期出版的目录和选定要用稿子后，就送给林韦看，他有病在家，主要任务是编《“四人帮”批判》一书。他对我们送去的稿子看得很仔细，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保证了文章的质量。另外写作组还有三位女性：陈光辉、聂峙砥和张莉。陈是老学部的人，和各所的老专家都熟，她就负责向他们组稿。聂、张二位负责和作者、读者联系，及校对、出版、发行、财务等工作。大家虽然原来并不认识，但因观点相同，都痛恨林彪、“四人帮”一伙，都愿为清除他们的流毒尽力，所以工作都很积极，合作得很好。

　　《未定稿》开始筹备的时间是1978年下半年，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两年，但“两个凡是”观点仍然根深蒂固，有许多人对实践标准仍然抵触，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各方面各个学术领域仍然有许多禁区，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未定稿》在1978年12月4日试刊第一期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着重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探讨、研究和评论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见解，有助于活跃思想、打开思路、破除迷信、冲破禁区，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有所启发，本刊也准备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予以发表。”简单地说，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冲破禁区，这就是院部给《未定稿》的基本任务。这需要理论上的鉴别能力和勇气。我们在以后几年，一直朝这方向努力。

　　1979年10月，社科院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等三人到安徽农村调查，带回三篇由安徽的同志写的调查报告，内容主要是介绍该省肥西县山南区（共有98310人，十五万多亩耕地）于1978年冬种小麦时，有77％的群众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战胜了严重的干旱获得了大丰收。1979年夏产粮食二千零一十万斤，比1978年增产265％……。搞包产到户的队比不搞的增产幅度大得多。许多穷队、穷户一下子翻了身，集体提留、公共积累也增加了。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有的人却认为这是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肥西县委由于“左”的思想和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下令要“纠正”包产到户，要求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派工作组去“纠偏”。基层的干部和农民学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以后，不像以前那样驯服挨整了。他们反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为什么实践证明能够大增产的办法不让搞？”“我们国家至今还吃进口粮食，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光彩，我们这个办法难道不比吃进口粮好？”问得下去“纠偏”的县委干部哑口无言，县委干部们也很矛盾。他们自问：“过去搞了二十多年的农业工作，往往粮食减产了，许多农民逃荒、饿死，反而说这是社会主义，大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包产到户，粮食大增产，农民满意，反而说是资本主义，说大方向是错误的。”“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把我们搞糊涂了。”陆学艺等三人就此问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包产到户和工厂实行计件制一样，都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好的。评论文章还从理论上说明了有关的许多问题。《未定稿》认为这三篇调查报告和评论文章很好，决定在1979年11月8日予以发表。但社科院领导知道后，对我们进行严厉批评。因已经发排，院领导下令只准作为“增刊”，即印二百份，不发给一般订户，只发给少数有关的学者和领导参考。

　　但即使这样，这期《未定稿》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共甘肃省委原来准备下令对一些零星自发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进行整治。接到这期《未定稿》后，省委负责农业的书记建议重新研究，结果决定准许各县都搞一些试验，根据实践的结果再作决定。

　　一年以后，即1980年7月，陆学艺和王小强两人到甘肃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跟踪调查，发现包产到户克服了过去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时干活稀松的缺点，农民可以自己当家做主，积极性大大提高，凡是搞了包产到户（或类似形式）的都大增产。他们在调查中还研究了发展的趋势：今后即使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也不会走过去“生产队一大队一公社”的老路，而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向社会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合写的调查报告《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在1980年11月出版的《未定稿》上发表。

　　——摘自2003年第1期《书屋》李凌的《勇破坚冰的（未定稿）》一文，题目系编著者所加

　　◆甘肃最早货真价实的包产到户

　　牛颖 彭效忠

　　如果说1978年秋宕昌哈达铺公社是明目张胆地首先搞起了经济作物责任田，那么陇西县的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则是悄然无声地搞起了货真价实的包产到户。

　　红崖湾生产队地处陇西县南部边远山区。全队有10户52口人，耕地500多亩。“文革”年代，人均口粮只有170斤，全队有一半人年年外出讨饭度日，一片凄凉景象。

　　“四人帮”粉碎后，老袁（指碧岩公社书记袁志茂）觉得农村有了希望，他和生产队的干部们经过反复商量，于1978年10月21日把全队的土地划分到户，偷偷地搞起了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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