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09年9月18日《甘肃日报》记者王朝霞、孟薇写的《备进与变革——甘肃农业农村经济60年发展综述》一文，题目系编著者所加

　　◆陇西县农村改革的启示

　　卢克俭

　　在保守的小农观念和极“左”思想禁锢着我们头脑的情况下，在唯书唯上的思想方法和计划经济观念捆绑住我们手脚的情况下，不解放思想，就根本不可能闯出新路。这是陇西和定西地区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要从传统的小农观念中解放出来。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民，受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容易眼界狭窄、观念陈腐，不冲破这些小农观念的束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腌驴肉和金钱肉是陇西的传统风味特产，早在唐代就很出名，被列为朝廷贡品。但在“养驴只为耕田”的小农经济观念下，仅仅以退役的老驴为生产原料，产量一直上不去，形不成规模。改革开放后，干部群众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兴起了驴肉风味食品产业和养驴产业。突破一个观念，带来两个产业，事实教育了干部和群众，传统小农观念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障碍，必须从中解放出来。

　　要从“左”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要有政治敏锐性和很强的胆识，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精神。在“左”的路线时期，千百万人都看到了自留地、包产到户比集体地、“大呼噜”增产这个铁的事实，但很少有人正视它，不敢把这个真理说出来。为什么？就是从“左”的思想中解放不出来。这里我们看一下原陇西县委书记张自强和副书记陈得录的一段谈话。据陈得录回忆：陇西县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县饿死4万多人、外流1万多人、浮肿1万多人。1960年单产只有21公斤，全县总产2179万公斤。面对十分严峻的局面，县委提出适当放宽“小自由”，允许社员借种5％～7％的集体耕地2～3年；大家畜包养到户，划拨3％～5％的集体土地作为饲料地；居住分散的远山生产队，可以实施包山户、包山组等措施。这些措施一实行，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1963年，粮食单产达到近50公斤，总产达到近0．5亿公斤。20世纪70年代后期，陇西县借鉴这段历史经验，又开始试行包产到户。这时全国有的报刊发表署名文章对包产到户进行批判。面对这种情况，时任县委书记的张自强、副书记的陈得录忧心忡忡，他俩私下交换意见。张自强问陈得录怎么办？陈得录知道张自强是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的，如果在全县推广，肯定会受到群众欢迎，就说：“我是你的助手，就这么干，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和你共同承担责任。”就这样，逐渐在全县推行开了大包干作业组和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开放20年来，陇西县和定西地区正是以这种敢想敢干敢冒险的精神，逐渐破除“左”的思想，冲破姓“社”姓“资”的禁区，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摘自2001年4期《人大研究》上《穷则思变富而思进》一文作者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题目系编著者所加

　　◆包产到户不是权宜之计

　　陆学艺

　　包产到户以后怎么办？它是不是权宜之计？1980年9、10月份，我和同事王小强一起到甘肃定西、陇西等地做调查，发现这些地方很穷，实行包产到户后，效果非常显著。经过40多天的调查后，我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包产到户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的。10月份，我们写了一篇《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的文章，该文认为，包产到户不仅是解决农民温饱的临时措施，而且很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同时提出未来农村发展的四个阶段：包产到户、兼业户、专业户、再联合，初步形成了农村发展的一条新思路。文章经宋平同志审阅后，在甘肃省委的内部刊物（指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中共甘肃省委调查研究室编的党内刊物《工作研究》——编著者注）上发表。此时，中央会议也已结束，发出75号文件，指出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中等地区实行联产到劳，落后地区采用实行包产到户。这是我在农业问题上的又一次突破。

　　——摘自199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陆学艺《我是怎样寻找农民的真理的》一文，题目系编著者加

　　1980年8月，我和王小强同志到甘肃省农村调查，那时甘肃已有多个包产到户的试点，我们作了考察，并写出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包产到户今后不必再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老路，而可以通过包产到户—兼业户——专业户——新的联合形式，走出一条新路来。在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包产到户只是权宜之计。这是一种新的主张，文章在《未定稿》上发表后，受到杜润生等同志的支持，但也遭到不少人的非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后来改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就在全国实行，农村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农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求上层建筑也要有与之相应的变革，要求县和乡的政治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革。考虑到这种新发展的需要，我和院科研局的同志开始酝酿要搞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这个想法得到了院长马洪同志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主任的支持。1983年10月组成了研究小组，到山东陵县开展县级体制综合改革的调查研究，我担任农村发展研究小组组长，兼任县委副书记。

　　——摘自2005年5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陆学艺文集》

　　◆《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一文的作用

　　陆学艺

　　实际上到了1978年，安徽、甘肃、贵州等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潮的推动下，已经搞了不少包产到户的试点。有的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自发搞的，有些是得到上级领导同志批准的，对此，上上下下，党内党外，争论很大。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邓让姚先讲，姚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拿农业来说，甘肃、内蒙、贵州、云南这些省份，中央调给他们很多粮食，这是国家的很大负担。对这些地区可不可以改革，在这些地区政策上搞得宽一些，（不如）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多想办法，减轻国家背得很重的包袱。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有的文本有：依林的意见）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0年是农村改革大争论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改革在农村被突破的一年。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问题。从“文革”结束以后，有些地区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到1978年10月，安徽省委、万里批准肥西县山南区搞了包产到户试点；从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草案》提出“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到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决议，改写为“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从1980年4月姚依林、邓小平在长期规划会议期间提出：不如（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说：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最后在1980年的中央75号文件，明确宣布“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是农村第一步改革开始的全过程，是农村改革，也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开场锣鼓，这出开场戏演得好，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这场威武雄壮的大戏开了个好头。【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80年8月，我和院《未定稿》编辑部的王小强一起去甘肃农村调查，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舜瑶、处长李炳文等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对定西、陇西、渭源等搞了包产到户的县和搞了专业承包的兰州郊区农村作了为期38天的调研，写成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的调查报告。此时，甘肃已有38．7％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早的已有近两年的实践，兰州市郊已有了第一批专业户。我们就包产到户产生的必然性，包产到户的成就，特别是包产到户以后将怎样发展作了调研，听取了很多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解决农民温饱的临时措施，而且可能成为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桥梁，很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从此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来”。而且明确指出：“搞包产到户之后，再要回到原来搞农业的老办法上去是不可能了。”报告还就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的发展做了预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包产到户，每个农户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小而全的经营单位……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兼业农户大量出现；第三阶段，是专业户和专业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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