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弹指一挥间，看陇西旧貌换新颜。在文峰人民西路建设工地、陇原中天药业公司、宇臻物流集团和李氏文化产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工地，看到陇西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时，张自强感慨地说：“现有我都不认识这个县城了，走出去也不知道是哪里了。”

　　这位曾在陇西大地上留下深深足迹的农村改革的发起人，在30年后的今天，当自己再次脚踏这片热土，耳闻目睹这里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时，内心充满着何等的喜悦和自豪。

　　调研结束之际，张自强约以前的老同事、老朋友座谈。他说：“我在陇西工作了四年半时间。红崖湾是30年以前我们第一次搞的农村改革的秘密试点。那时人民公社制度加上连年天旱，群众生活极其困难，老百姓没有饭吃。当时的困难确实成了县委和我本人思想上最大的负担。我们在全县范围内积极推行包产到户，走在了全省前头。从1979年到1982年，基本上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这件事至今我感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是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的一件事情！”

　　（作者系中共陇西县委常委、原宣传部部长，现任陇西县纪委书记）

　　◆陇西县农村改革的兴起

　　崔云海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陇西农村兴起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79年，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陇西农村迅速发展起来，激发了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全县农村以燎原之势普遍实行了“大包干”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农村面貌由此焕发出蓬勃生机。

　　一、农村改革的内在动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兴起的陇西农村改革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全县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结合的产物。内在要求或总的原因，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规律决定的。外部环境，主要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使农民渴望已久的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选择势不可当。

　　长期以来，陇西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县，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县委工作中居支配地位的工作。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陇西人民在建立和完善新型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改善和提高农民群众生活水平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1949年8月至1952年，陇西县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运动，特别是空前规模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民，解放了农村生产力。3年多时间里，全县正确处理了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把人民群众在政治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引导到发展生产上去，使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也大大提高。

　　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以后，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分析了农民的两种积极性——发展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1956年，全县基本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如何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建立适合于落后的生产力状况的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实行按劳分配，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是，农业生产责任制随着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的建立而发生和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陇西农村逐步探索和推行了“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等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和“发家致富”的个体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出稳步发展的势头。1955年、195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分别达到7300万公斤、7281万公斤，比1949年翻了一番，农民的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957年，陇西农村生产关系保持了相对稳定性，继续实行和完善“三包一奖”等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1958年，党在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场运动脱离客观实际，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强力推行“一大二公”体制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场运动在陇西持续了3年左右时间。由于盲目扩大核算单位、大搞“一平二调”、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孤立治水改土、强征过头粮等等，使农村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全县粮食总产量持续下滑到1960年的2179万公斤，创建国后的最低纪录，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经过这场运动，全县农村经济元气大伤，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极度降温，人们不再相信“一大二公”的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再甘心在瞎指挥下饿肚子。

　　1961年，全县开始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了“左”倾错误。1962年，县委、县人委加大调整力度，制订了恢复农业生产的“临时措施”。“临时措施”的基本内容就是下放核算单位，适当放宽小自由，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临时措施”对农村经济的调整尽管还不到位，但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临时措施”一出台，大部分社、队谨慎地“适当放宽小自由”，推行有限的责任制，少部分社、队则千方百计搞“不适当的小自由”。如七一公社的乔家坪生产队、宏伟公社的庙湾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北园公社的李家巷生产队、东铺公社的迎春堡和中街生产队将自留地扩大到耕地面积的50％左右。截至1963年1月，全县1821个生产队中要求“单干”的132个，已经“单干”或近于“单干”的19个。“临时措施”使全县农村经济建设有了转机，但好景不长。面对一些干部群众的“得寸进尺”，县委在上级组织的提醒和指示下，采取措施逐步制止和批判“单干风”，使发展的农村经济形势发生变化。

　　1963年至1966年5月，全县农村经济政策相对于“大跃进”运动时期是宽松了许多，农业生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左”倾错误未能清除，对“单干风”的批斗步步升级，上纲上线，终于使农民群众不情愿却又无力抗争的“一大二公”和平均主义“大锅饭”又渐渐走上回头路。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0年间，陇西农村经济工作基本上围绕“农业学大寨”这条主线运行。大寨精神的确在激励陇西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但大寨模式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穷过渡”却严重制约了陇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所谓“穷过渡”，就是“一大二公”的体制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在这种与生产力水平、管理水平、群众觉悟水平不相适应的体制中，全县用尽了行政、政治手段，但农业和农村经济始终处于僵化状态。在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又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基本路线统领经济工作，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一次折腾接一次折腾，用教育、用批判、用斗争、用专政的办法对待农民，结果是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农业和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

　　1978年，全县开始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1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口粮分配上实行“两基本保一基本”（基本劳动日、基本肥料任务保基本口粮）的办法，普遍建立和健全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牲畜饲养管理制度。3月31日至4月4日，县委召开工作会议，贯彻常委会议精神，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5月5日至8日，县委召开六届九次全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8]11、14、15、18号文件和省革委会五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对多年来农村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四统一”、取消集市贸易和关闭农村市场等“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就当前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提出了四条意见——加强劳动管理、定额管理、财务管理，大力扶持多种经营和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关于加强劳动管理，县委要求各生产队从实际出发，有领导、有计划地建立固定的或临时的作业组，实行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关于加强定额管理，要求各社、队根据农时季节，把各种农活按照劳动强度和技术难易分类排队，制订出合理的、简便易行的、有质量和数量要求的定额标准，实行定额计酬和底分活评相结合的计酬办法。这次会议提出建立作业组，实行生产责任制，这是1963年后破天荒的，但这些好的意见并没有贯彻下去。5月，县委组织开展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大检查活动，结果表明：“劳动出勤增加了，组织管理却没赶上去，不少地方出现了新的矛盾，上地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工效不高、农活质量不高的现象较为普遍。”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