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这个大环境下，特别是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许多人认为“解决吃饭问题还是要搞扩大自留地”，更有一些人“主张把土地分给社员去种”。面对新的情况，县委一方面开展调查研究，一方面力求保持现行政策的稳定性。11月3日至5日，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传达地委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继续强调要坚持“两基本保一基本”和定额管理，但又提出“对于那些糊涂认识要尽快加以纠正，对分田单干的思想必须批判，对有些煽动搞单干的个别坏人要给予严肃处理，坚决打击。”会后县委又召开全县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继续强调“对于那些有意煽动单干，企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坚决揭露，狠狠打击，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这两次会议在原则上同地委会议精神保持了一致，但农民群众对农村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县委和各级党组织也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倾听民声，关注民生，努力探求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新路子，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经济改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二、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党的农业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全县农村工作的中心。在落实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方面，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民公社原有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逐步被突破，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发展起来。

　　如前所述，1978年5月，县委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作业组，实行严格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12月17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县委书记张自强在谈到农业生产落后的原因时指出：“一是因为自然灾害的袭击，二是县委工作的问题。”他说，要把农业搞上去，一是认真地搞定额管理，评工记分；二是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积极提倡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三是实行“三定一奖惩”（定工分、定投资、定产量、超产奖励）的制度，生产队划分常年作业组，由生产队给作业组“四固定”（固定劳力、耕地、耕畜、农具）。会议对这三条意见在多大范围内实施有争议，但一致同意有步骤地搞下去。张自强的意见最有新意的当数第三条，即实行“三定一奖”、“四固定”形式的作业组责任制。由此，“三定一奖”形式的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更加明确地提了出来，农村改革的号角已被吹响。

　　1979年2月15日至24日，县委在春播前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作业组，各种农活以作业组为单位进行，生产队实行统一核算，作业组实行“四固定”和“三定一奖惩”生产责任制，从而在全县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会后，全县农村经济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破。第一，放宽“小自由”。在土地经营方面，主要是给农户扩大自留地、划分饲料地和造林地。宏伟公社在春节过后划饲料地2230亩，补划自留地606亩，加上原有自留地共占总耕地面积的9．74％；划造林地2000亩。水泉公社划自留地、饲料地5100亩，占全社耕地面积的9．8％；每户划造林地17亩。双泉公社划到户的自留地、饲料地占到耕地面积的9．6％，周家窑大队在划自留地时把标准亩变为自然亩，多划32亩。碧岩公社普遍以自然亩为标准，尽可能扩大“小自由”面积。宝凤公社的自留地、饲料地占到了耕地面积的10％，造林地户均1亩～2亩。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全县农村划分的自留地、饲料地、植树造林地占到耕地面积的10％左右。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生产队的“小自由”面积普遍超过了政策允许的范围。截至1980年1月，“小自由”扩大到15％～18％。在牲畜饲养方面，逐步实行分户喂养。春节过后，各社、队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经社员民主协商，牲畜实行分户或选户喂养。马河公社在清泉二队试点时，按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将全队15头牲口分到14户饲养。试点后，牲畜分户喂养在全社普遍推行，并实行严格的奖罚制度。截至3月中旬，全县各社、队基本实行了牲畜分户喂养。在羊只的放养方面，和平公社党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突破条条框框，取消社员每户只能养羊3只的限制，提出了多养羊、多积肥、多打粮食的号召，使羊只数量在一年多时间增加了50％。全县其他社、队也取消种种禁令，发展家庭养殖业。第二，划小核算单位，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全县增划51个生产大队，生产队规模普遍划小。和平公社的樵家河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宏伟公社的永溪生产队46户分为3个作业组，并以组为单位独立核算。在这些队的带动下，其他公社的一些生产队也划分为大小不等的生产作业组。这些作业组有的是生产队统一核算，有的是作业组独立核算，均实行“三定一奖惩”或“五定一奖惩”责任制。与此同时，全县有74％的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79年4月7日至10日，县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9）12、21、22、26号文件精神，总结交流四干会议以来落实农村政策及春耕生产的情况，讨论进一步落实劳动管理、牲畜饲养管理、口粮分配等具体办法。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入地、过细地落实农村各项政策”，切实抓好四干会议确定的七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定额管理是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是克服平均主义的关键，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有效措施；划分作业组，实行“三定一奖惩”（或“五定一奖惩”）是加强生产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好办法。会议要求，在川区村大人多和山区居住分散的生产队，经群众讨论，在生产队统一计划、分配和管理的前提下，划分作业组，必须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准搞作业组核算，不准搞“单干”。

　　按照会议要求，全县在有限范围内推行有限的集体承包责任制，但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并不满意，强烈呼吁进一步划小核算单位，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更严格的生产责任制。9月前后，县委常委会成员张自强、陈得录、丁凤、张子芳、李维翰、曹宗周、孙荣铭等分别深入到城关、首阳、双泉、永吉、宏伟、水泉、宝凤、碧岩等公社，进行调查研究。从重点调查的情况看，永吉公社有两个生产队划了作业组，群众反映分了组的好，公社党委下决心在全社普遍划分作业组，并实行全奖全罚；云田公社有两个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增产效果明显，准备再划15个生产队，山区居住分散的27个队划65个联系产量的包山组，川区37个队划分作业组，实行全奖全罚；宝凤公社普遍在作业组内推行全奖全罚，并在一个大队搞“大包干”试点。调查情况还表明：“刮单干风的谣言传的厉害，等着单干哩。”10月23日至29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制定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五条意见。一是作业组必须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原则；作业组的规模因队制宜，一般以十来户为宜，奖罚比例由群众讨论确定，可以多奖少罚，可以全奖全罚；作业组对社员实行按件记工或小段包工计酬。二是鉴于城关公社人多地少的特点，在人均耕地半亩以下的队，实行责任田，其他公社也可试行，但需坚持生产队的统一分配，不许“单干”。三是在生产队统一计划的前提下，生产队向作业组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扣留公购粮、饲料粮、奖励粮和种子粮，所余部分由作业组分配（称“大包干”）；“大包干”责任制经公社批准可试行，不普遍推行。四是当归、大麻、蔬菜等经济作物可以实行责任田。五是工副业生产实行包纯收入到劳的责任制超产分成。这次会议决定试办“大包干”作业组和“责任田”，使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三定一奖”一种形式变为三种形式，推动了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向更大范围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会后，县委常委成员继续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使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

　　12月2日，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反馈调研信息，讨论全面推行“大包干”作业组的事宜。会议认为，“大包干”责任制，群众要求十分强烈，势不可当；试办已经成功，全面推行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敞开大门。3日至6日，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全县已有63个生产队试办了“大包干”形式的作业组，效果十分明显。城关公社东巷二队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县粮食普遍减产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好收成，人均占有粮食达到400斤。会议要求，县、社、队各组党组织，应该为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积极地、大胆地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推行“大包干”形式的作业组。会议讨论确定实行“大包干”作业组的具体办法是：生产队对作业组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和农具，同时定工、定产、定投资；作业组对生产队包计划、包征购、包积累、包提留。会议还确定了生产队和作业组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坚持的原则：一是坚持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核算；二是作业组按居住条件、自愿结合和适当搭配的办法划分，其规模中以十来户，可以三五户，作业组长、记工员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三是生产队向作业组实行“四固定”时和社员反复协商，土地、耕畜、农具固定到组后，所有权归生产队，使用权归作业组；四是定工、定产、定投资时，参照历年水平和正常年景确定，并适当留有余地，以增加社员分配；五是现有农业机械、机井、房屋、油房、钢（水）磨、果园、树木及其他工副业，由生产队统一经营，需分配的现金到组进行分配；六是征购、积累、提留，根据年初定产一次确定到组，并制订承包合同，一式四份，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各一份，由公社、大队监督执行；七是作业组长只管理生产，不搞行政事务，生产队干部的职责是检查、督促作业组执行生产计划、抓生产、搞好行政工作；八是作业组对社员实行小段包工，按件记工，洋芋、包谷两类作物可按劳实行责任田；九是大队干部和其他半脱产人员的口粮，可由作业组均衡负担，分组分配，也可以由生产队统一提留，统一分配；十是划分作业组时，防止个别人贪污多占，保护集体财产不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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