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划出一两年时间在社会推行，然后成为国家的法令。为表明包产到户具有的兼容性，吸纳公有制和个体经营双重优势，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第一个“一号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了以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他还亲自参加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说明，最后说：文件好，说明也好，所提问题，我赞成。【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经济观察报：第一个“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三十年的争论。

　　杜润生：因此，1982年中央1号文件下达后，土地承包制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特别是经济发达一些的地区，进展尤为迅速，“发达地区不能搞包产到户”、“不适于搞家庭承包”的“紧箍咒”也被打破了。胡耀邦高兴地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五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文件下发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许多原以为不适合推行的地方推行开了。最后一个观望达四年之久的省和个别固执反对包产到户而“比输了”的地、县，不得不敞开大门。1984年的1号文件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到十五年以上，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观察报：我们看资料，从1982年开始连续三年出现了粮食的超速增长。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了4000亿公斤。全社会库存粮食1984年比1978年净增加750亿公斤，出现了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基本农产品的“仓容危机”。

　　杜润生：有经济学家说过大致这样的话：只要政策正确，土地里也能长出黄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从1957年到1978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加2．9元，年递增率为2．5％，扣除物价因素，年递增率仅为1．4％。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比1978年增长1．4倍。农村改革的成功，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经济观察报：继1983年“仓容危机”以后，各地出现了卖粮难和“打白条”现象。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杜润生：我随胡耀邦下乡察看，得出的结论是，谷贱伤农，靠现有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可能实现收入翻番任务，需要一个新的结构。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要求。统购制已成为鼓励各省保省内自给或自给率的一项政策。这就迫使各省一定要下计划保证粮食播种面积，因而影响了因地制宜安排种植业。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行之已久，派生出分配问题和利益调整问题，惯性很强，改变甚难。

　　1982年调查之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几位年轻研究人员从国民经济总体结构的角度，提出了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问题，并逐步着手具体改革方案的设计和试点。做出了1985年改变统购统销制度的选择。1984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时，我汇报了农村问题。我说现在卖粮难，反映在市场上是“供过于求”，这不是说整个粮食问题已过了关。由于居民食品结构还没有大的变化，现在只是低水平消费的过剩。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现在是有利时机，应该抓住机会。对此，赵紫阳、姚依林、田纪云等人都赞成。因此，1984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就把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作为1985年农村改革的中心课题。围绕这个中心，还提出发展林业，兴办交通，支持乡镇企业，鼓励技术进步、人才交流，放活金融市场，完善农村合作制，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项任务，这就是第四个“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经济观察报：但是改革统派购制度似乎没有什么成效，“卖粮难”问题1985、1986年就发展成为粮食生产下降。

　　杜润生：问题就出在城乡的利益分配关系上。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没有相应提高对于城市居民的粮食销售价格。这样，粮食增产越多，财政补贴越多。到达峰顶的粮食产量及相应的交售量，尤其是大量的超购加价粮食，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时，国家按“惯性”维持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保持城市非农集团的现有收益水平，就以降低农民的贸易优惠来减轻财政负担。具体措施是，取消了原先的超购加价50％的规定，将所有粮食按平均价收购。虽然从静态看，“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没有区别，但是从动态看，大大减弱了对潜在的粮食增产激励。本来，超购加价是能够有效抵消土地报酬递减趋势，能够激励原先征购基数低、机会成本低的新的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的。尤其是几年来农业种植结构有了很大的调整，粮食播种面积已有下降，当平均价没有能够随通货膨胀率及时调整的时候，种粮务农的比较利益低下，使得已经摆脱集体束缚的农民更加不愿务农种粮。河北的农民说：种一亩小麦还不如赶一趟好集；“两户”（专业户、重点户）惹不起“三户”（工商、税务、公安）。不少农民进城打工，跑买卖，农田粗放经营，加之当年气候不利，南涝北旱，东北早霜，农民利益受损迅即反映在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的减少上，自此出现了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连年徘徊。

　　经济观察报：在解释为什么出现粮食生产连年徘徊的原因上，人们的分歧很多。

　　杜润生：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潜力枯竭，该有新动力了；有的说是这个制度造成粮食徘徊，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忘了共同富裕；也有的说对形势估计不足，自满了。1985年年底的农村工作部署强调“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会议形成的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从“七五”计划开始，增加对农业投资、水利投资，加强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支持，建立一批商品粮基地和出口商品基地，等等。就在1986年，中央还责成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利电力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共同提出了今后十年增强农业后劲的政策内容，包括调整价格政策，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保证生产者有利可得等8项建议。

　　经济观察报：可是这些建议似乎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其中原因何在？

　　杜润生：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前进一步了。像“一号文件”这种形式的文件应该结束了，因为政策语言、号召性的东西已经不起作用，今后需要的是专业的、操作性的甚至是专门的法律法令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经过几年的改革，农村经济新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理论上揭示不等于实际上解决问题，尤其当问题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时。至今这一问题仍然如此。不过，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历史上这种粮政的改革都不是短时期可以实现的，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虽然有过一段曲折，但不到十年也都完成了。

　　经济观察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1982—1986连续五年，每年第一个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改革的，这五个“一号文件”是如何出台的？

　　杜润生：五个“一号文件”，从始至终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每年年初布置调查题目，到秋季总结，其间多次酝酿、探讨，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当时农研室还为探讨农村工作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发表多种意见，为起草中央文件做铺垫。每年农村调查，由中央和有各省“农口”的党政部门和研究机构共同组织。随后是农村工作会议（由各省主管农业的书记和省农委主任参加）展开讨论。开会讨论时，既找刚从美国回来的像林毅夫这样的，也要找那些到现在为止还依然坚持“人民公社是正确的”老同志。讨论后由起草小组归纳执笔，然后再一起讨论，共同议定上报稿。如果一个文件组都是一个声音，那就要出大麻烦。有人在旁边唱反调，可以提醒你，让你考虑的更加周到、更加完善。

　　经济观察报：在十年农村改革时期，身处中央“农口”的领导地位，你做了大量工作。

　　杜润生：我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说服、鼓吹，做了些推动改革的思想工作。二是联系上下内外、淡化矛盾，保证改革顺利、平滑地进行，因为农村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意识形态，来自人们的思想。

　　经济观察报：现在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农村改革的许多文件中有那么多名词，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啊，“双层经营”啊，很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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