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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00年10月8日《光明日报》记者马振华做了题目是《山沟里的红蜡烛——记乡村教师史振荣》的报道,文章内容如下:
山里人说,史振荣是一支点亮山里娃未来的红蜡烛。
史振荣是甘肃陇西北部山区的一位普通村学教师。20多年来,他进了三所村学,修了三所村学。他用自己的无私、挚爱和温暖把山里孩子的心照得亮堂堂。
山北的汪家庄,原来的教室只有20多平方米,破烂不堪,黑暗漏风,冬天窗户上还得糊上塑料纸。学生坐在里面上课,手冻得不能写字,浑身哆嗦。调来的老师来一个走一个,山里娃高兴一次又失望一次。看到汪家庄村上的情况,他十分着急。又一次提出申请,到了汪家庄。
学校的破落,令人吃惊。史振荣踏破了村民门槛,跑遍了乡政府办公室,苦口婆心,争取了2000元集资和3000元拨款。他带领学生,半年时间扛椽抬檩,搬砖运土,终于使一座30平方米砖木结构的校舍露出地面。但校门、院墙、厕所又使他发起愁来。无奈之中,他说服家里人,拿出全家人积攒多年准备盖房的2000元血汗钱。为补缺口,他只得自己动手,拉沙子、搬石头、打土坯,还不能耽误娃娃们上课。每天天蒙蒙亮,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他赶着牛吃力地行走。有天早晨,天还没亮,他急着叫起妻子和孩子去拉石头,在经过一处100米长的陡坡时,睡意未消的小儿子拉着牛险些掉下崖去。由于土太干,打不成土坯,他只好早晨担水渗土,中午和傍晚抽空再打。手上的血泡一个破了又生一个,土坯一排满了又打一排。本来又黑又瘦的他,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银白色的校门配着水磨石的门柱,新漆刷过的校墙托着鲜红的大字,村学成了山沟里最惹眼的建筑!村民们笑了,孩子们拍着小手欢呼。可谁能想到,史老师全家已花去3400多元,这还不算投工投料。有人做过估算,史老师建村学所花的钱相当于他十年的工资收入。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全家人实在顾不过来,便叫来亲戚朋友帮忙,管吃管喝管住。最后不得不从岳父家借来200斤小麦、40斤白面。
村民说,看到史老师的家让人心酸。他至今连一台小小的收音机都没有。为修村学,还身负1800元的债务。到了十月,他脚上还穿着麻鞋。他深爱自己的父亲,可老父去世时他因无钱而草草埋葬,愧疚的泪水在心里流淌。
1997年,史老师获得“曾宪梓基金会”民办教师二等奖。他马上拿出一万元扩建校舍。为省钱,他既当监工,又当小工,日夜操劳在工地,连技工都深受感动。
周家窑村两名儿童失去父亲,面临辍学。史老师拿出2500元,作为他们读完小学的费用。胡家门村的史国柱儿子考上大学,全家苦于无钱送孩子上学,史老师将就600元钱亲自送到他的手中。他还给去年考上沈阳工业学院的柴虹雨赞助1000元。
西坪村有个四肢严重残缺的孩子叫喜喜,1976年史老师在这儿任教时,就经常抱他去听课。有了奖金,他马上拿出200元给喜喜,鼓励他坚强的生活下去。史老师有个心愿:为没有双腿的杨三娃买一辆手播轮椅,当他领到奖金时,毅然拿出700元,买好轮椅给三娃送去。
孩子们点滴的生活都装在史老师的心里。孩子头发长了,他就及时给理一下,十几年从不间断。看到孩子们变得整洁了,他觉得自己也舒服了。
山里人说,史老师心中有孩子,就是没自己。1991年4月的一天下午,学生刚放学,狂风卷着铺天盖地的冰雹倾泻而来。刚到家的史老师见此情景,披上一条麻袋冲出了门。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刚把五个学生从悬崖底下救到安全地方,瀑布般的洪水就把悬崖冲垮了。雨停了,自己的儿子才被别人送回家。
史老师把教好书育好苗当成人生的信条。汪家庄村学就他一名教师,三个年级有学生30人。他集三级班主任、三级任课老师于一身,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从未因为忙,有半点懈怠。他三年制作了好多教具,有17件在全学区推广,他还为孩子们开了音乐课。他所教的学生在历年统考中名列前茅,村里的入学率一直在100%。
“教师心中有学生,也就有了寄托。老师贫穷,但也有富有,生活就是奉献。”这是一个在上海浦东开发区工作的学生给他的来信。这个学生叫史俊贤,患过小儿麻痹症,上小学时家庭十分困难,他经常逃学。史老师给他开起了“小灶”:一次次地补课,一次次地谈心,一次次生活上的帮助,终于温暖了这颗幼稚的心灵。从此他勤奋学习,终于考入上海财经大学。
史老师爱孩子,孩子也深深爱戴这位老师。一次上课,操劳过度的史老师突然晕倒。孩子们扑上去把他扶起,一声声地呼唤着。他苏醒过来,看到这情景,竟也像孩子一样哭了。
可以说,张自强爷爷的一封信、中堂条子,以及与父亲的一次面对面交谈,……给予父亲再创新业绩的动力,给予父亲不断献身乡村中小学教育事业的无穷鼓舞。
听到市委研究室张全有同志编著一本与张自强爷爷有关的书,我特此与他联系,写了如上的回忆,算是帮助父亲记录与老书记的一段交往,一份情缘,也算是对张书记爷爷关心父亲的一个交代。
最后,特别祝愿张自强爷爷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阖家欢乐!
2009年8月于陇西
(作者系陇西县团结九年制学校教师)
◆研究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一事让我有缘与沈宝祥教授交往
张全有
大约是2009年2月中旬,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蔺京林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单位《调查与研究》编辑部的一位同志说:“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一个什么刊物想转发《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一文,他们无法联系你,通过《调查与研究》编辑部问你是否同意,我代表你表示同意。我也将情况告诉了张自强老书记,他感到很高兴。”我说:“你说得好,我们一万个同意。这不但是对陇西实行包产到户的宣传,也是对陇西、对定西、对甘肃新时期新发展的宣传。”我问:“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不过,《调查与研究》编辑部的郑钰处长说,她把《调查与研究》经常寄给中央党校的一位叫沈宝祥的老教授。你想办法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发现这个文章的。”听到这一消息后,我非常激动,一边想能是什么刊物,一边与张自强交谈外界对陇西包产到户的反响。他说:“这还是咱们没有想到的情况。看来在人们的吃饭问题解决后,不但中央再三讲要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理论界也大有人惦记着包产到户。”
我曾经订过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我就千方百计打听《学习时报》编辑部的联系电话。经打听,确实是《学习时报》要刊发。先是《学习时报》十二版的一位女编辑对我说:“你那稿子很好,我们将于2月23日用一个版面转发。稿子是我们总编一个字一个字盯着我们审定的。我们总编还要我们好好学习这篇文章的文风。”我问她们是怎么知道这稿子的,她说具体情况她说不上,可以问一个叫云帆的同志,并主动向我提供了云帆的电话。开始两次,我没有打通云帆的电话,直到第三次才通。云帆说:“是我们《学习时报》的高级顾问沈宝祥教授先发现并推荐的,我们很重视这篇文章,计划用一个整版刊发你的文章。估计一周左右,你们就能见到报纸。可以先从《学习时报》电子版看到。”此后,我一边睁大眼睛从网上了解沈教授,又使劲从别的地方打问沈教授的联系方式。同时,我和张自强老书记、蔺京林等同志都期待着看到刊发文章的报纸。很快,2月23日就到了。这天一大早,我就打开电脑找《学习时报》电子版。我对电脑不是很精通,直到24日才找到。可是,心里还不踏实,总想看到报纸。
28日上午,我就冒昧打沈教授家里的电话。他一听我的介绍,就接过话茬,似乎很乐意与我这个陌生人进行交谈。他问我上过什么学、城里长大的还是农村长大的、年龄多大。我一一回答他说:“我是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至今每年在农村与父母一起过年过节,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听后说:“没想到你才40多岁,不过这正是干事情的年龄,你的经历和生活为你好好做些事情创造了条件。”我本能的说了几句感谢他的话后,就直接请问他是怎么发现这文章的。他说:你们省委政策研究室一直给我寄《调查与研究》,从今年第一期上,我看到《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感到很好,就推荐给《学习时报》编辑部。2月23日的报纸已经刊发,再过几天报纸就寄来。沈教授说:“伴习时撼用一个整版刊发个人的文章的事情是很少的,见于你们的文章好,内容好,反映的事情很具有代表性,我们就破例腾出一个整版刊法。这是《学习时报》对你文章的最大肯定和支持,更是对陇西率先搞包产到户的最好纪念。不过,对此我还是不满意。我有好几天为《学习时报》由于版面所限,没有全文转发你的文章动了一些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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