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没有耳钉了，耳垂上只留了个难看的小洞，在某种程度上这标志着他贫穷而又脱离正轨的人生。他不再把头皮剃得像保龄球一样光滑，硕大脑袋两侧的灰白头发像失去光泽的银环一样挂在耳朵的上方。他告诫自己，在准备好之前，千万不能和女人交往。摩托车和小卡车因为没有找到地方存放，所以他也干脆地丢下了它们。治疗中心的主治医生南茜帮他理解了自控力在与他人日常交往中的重要性，哪怕看出他们也有自身的问题，哪怕他们居心叵测。

　　南茜用个人的方法向马里诺指出，酒精常会成为点燃怒气的导火索，然后进一步解释说，酗酒是他那个没受过什么教育、每到领薪日就发酒疯的蓝领工人父亲遗传给他的致命疾病。简单地说，每当他路过酒馆和卖酒的小店时，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是一种很难根除的心理疾病。马里诺清楚，这种疾病早在伊甸园时期就已经生了根。对他来说，毒蛇交给夏娃的不是苹果，而是一瓶波本酒。夏娃把酒拿出来和亚当分享，酒后的冲动使他们发生了性关系，结果两人披着几片破叶子被扔出了天界。

　　南茜又指出，如果他不能定期出席宗教戒酒会，就会变成一个嗜酒瘾君子。到了那时，眼前没有一两箱啤酒，他就会变得暴怒、狂躁、失控。离马里诺住处最近的戒酒会定期在非洲裔发辫编织中心附近的一家小教堂里举行，过去倒也比较便利。但他并没有成为那里的常客，后来甚至不去了。他刚搬到这儿的时候，连续三天都去参加了那个戒酒会，各名成员从房间的各处围拢过来，争相向他介绍自己，他们并没有向他提出任何可取的建议，只是一个劲儿地让他对神发誓，仿佛在接受末日审判。

　　我叫彼得，是个嗜酒者。求主帮我摆脱烈酒的捆绑。

　　他给南茜发了封电子邮件，向她说明在众人面前对神发誓违背天性，而对一个警察来说，在一屋子陌生人面前承认自己酗酒更是不可能，也许日后有人会被他以当街酗酒的罪名逮捕也说不定呢。另外，他仅仅去了三次聚会就走完了戒酒的全部十二个步骤，但有一项他决定不施行，即把受过他伤害的人列个名单，并用行动弥补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因为第九个步骤上明确写着，无效的补偿有时只会增加受害者的痛苦，他认为这种说法适用于被他伤害过的每一个人。

　　第十个步骤相对简单一些，他找了个小本子，在上面写满了得罪过他的每一个人的名字。

　　—开始，他没有把斯卡佩塔列在任何一份名单上，仿佛把她完全忘了一样。后来，他与房东签了一份租约，租约中商定他可以提供房东赶走欠费房客等服务抵销他的租金。签约时，他意外地发现这里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办公室非常近，他经常在前往一百二十五号大街和莱诺克斯广场交叉口的路上经过那幢四十层大楼。比尔·克林顿使马里诺想起了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然后是那些能居总统等要职的强势女人，最后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斯卡佩塔。

　　在遐想中，他经常会把这两个女人混在一起。他会在CNN台看到希拉里，接着又会在同一档节目中看到斯卡佩塔。当他刻意切换频道，把注意力转移在体育节目或付费电影上时，经常会变得筋疲力尽，心脏会像颗蛀牙似的产生一阵阵疼痛。他会不停地想着斯卡佩塔和那两份尚没她名字的名单。他会把她的名字写在一份名单上，接着又把它涂掉，然后写到另一份名单上。他经常会幻想斯卡佩塔当上总统后的样子，他想到了那时，他—定会被列在情报局的黑名单上，不得不连夜逃往加拿大。

　　也许是墨西哥。他在南佛罗里达待过许多年，觉得对付讲西班牙语的人比对付讲法语的人容易一些。①他根本不懂法语，也不喜欢那里的食物。加拿大不出产百威、科罗纳、多斯克斯、喜力和红带那样的国宝型啤酒，这样的国家有什么意思？

　　①加拿大部分地区通行法语。

　　他吃下第二块火鸡三明治，打开另一罐无酒精啤酒，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徜徉在西印度餐馆、时装店、饮料吧、裁缝店以及阿波罗剧院之间的人流，没在意轿车、卡车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制造的嘈杂声。天热的时候，他通常会大开着窗，直到灰尘让他受不了时才会不情愿地把窗关上。现在，寂静是他最受不了的东西。在康复治疗时他尝够了寂静的滋味，在那里他既不能看电视也不能听音乐，除了酗酒者和烟鬼的自语外什么都听不见，推心置腹地与南茜交谈的场景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站了起来，把浸透的纸盘、餐巾、空酒罐拿在手里。没走几步他就进了厨房，从水槽上方的小窗向外望去，可以看见一块不大的人工草场——只是在草坪上放了几套石桌石凳罢了，却被开发商夸张地称为“小区后花园”。

　　桌面上放着台电脑，自从早上把“高谭百事通”保存在桌面上以后，他就一直在阅读这篇文章。马里诺决定找出后面的黑手，想点办法把这个人好好修理一番。

　　他用遍了所有知道的调查工具，用Google搜索了很长时间，但屏幕上没有出现让他眼前一亮的东西。他知道专栏作家的线索根本没法通过那些推广食品、饮料、书籍、电子产品、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广告公司找到。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只知道这个该死的专栏已经把他人生中最难堪的部分呈现在了千百万读者眼前。

　　他的电话响了，是迈克·莫拉莱斯警官打来的。

　　“怎么了？”马里诺问。

　　“兄弟，正在挖掘数据。”莫拉莱斯懒洋洋地说。

　　“我不是你的什么兄弟，别把那些说唱歌手的口头禅用在我身上。”

　　莫拉莱斯经常让人觉得他无精打采，马里诺觉得他很可能是服用过镇静剂和止疼片一类的东西，不过这只是猜测。莫拉莱斯是个势利小人，以前在达特茅斯发展。接着他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书，在那里完成了医科学业。他声称要成为纽约最好的警察，但马里诺根本不相信。没人会相信一个前程似锦的医大生会去做警察。

　　另外，他还是个信口胡诌的家伙，他讲的那些故事经常把警察同事们唬得一愣一愣的。有一回他说他的堂兄是玻利维亚的总统，他爸爸之所以会举家迁到美国，是因为向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厌倦了饲养鸵鸟的日子。另一个版本则是，他成长在芝加哥的政府项目房中，巴拉克·奥巴马从政前一直和他称兄道弟。对那些不了解实情的人来说还真像有那么回事，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都不希望有一个整天把“兄弟”挂在嘴上、穿着松垮的牛仔裤、戴着硕大的金手链金耳环、梳着非洲排辫的朋友吧。

　　“干了一整天的查询工作。兄弟，可别错听成同性恋了。”①莫拉莱斯说。

　　①英文中“查询”queries与“同性恋”queers音似。

　　“我不知道你在放什么狗屁。”

　　“你说同性恋？我忘了你高中差点没毕业，而且毫无幽默感。寻找一般模式、趋势、惯用方法，从这儿一直找到多莱坞。我想我发现了什么。”

　　“除了伯格，还会有谁？”

　　“你觉得她和凯·斯卡佩塔这两个女人怎么样？如果她们愿意用手抚遍我的全身，就是让我死我也愿意。他妈的，世上竟有这等尤物。你想没想过和她们两个同时共度春宵？哎，我差点忘了自己是在和谁说话，你他妈的肯定想过这种事。”

　　马里诺对莫拉莱斯的厌恶顷刻间转为愤恨。莫拉莱斯总会拿他开玩笑，对他大肆嘲讽。马里诺之所以没用更猛烈的言语进行回击，是因为他还在处罚期内，不想惹是生非。本顿让伯格在允许的范围内放他一马，幸而伯格同意了，否则天知道马里诺现在会在哪里。也许被发配到了某个小城警察局当值班员，也许醉倒在一个收容所，甚至已经死了。

　　“这个杀手可能不是初犯，”莫拉莱斯说，“我发现另有两起案件和这起有相似之处。那两起案子不是发生在纽约，但别忘了，案件的嫌疑人奥斯卡是个自由职业者，也就是说，他用不着去上班。他有辆车。他的收入用不着交税，因为每年生日他都会从家里收到一张免税的支票，现在这笔收入已经达到了每年一万两千美元——这样父母就不会为这个嬉皮士独生子忧心了。他只需要活下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去过哪里，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这样？如果能继续调查，也许还能发现有用的线索。”

　　马里诺打开冰箱，取出一罐无酒精啤酒，打开拉环，把它扔进水槽，铝环像猎枪子弹打在金属板上一样弹了几下。

　　“那两起谋杀案是什么情况？”他问。

　　“我们的数据库里有两起案件与之非常相像。我说了，这两起案件不是在纽约发生的，所以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都发生在二〇〇三年的夏天，前后仅隔两个月。前一起的受害者是个十四岁男孩，被发现时他全身赤裸，双手和脚踩处都有绑痕，案发现场没有找到勒死他的绳索。他生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正统家庭，尸体被丟弃在一家豪华汽车专卖店附近。案子至今未破，连嫌疑人都没有。”

　　马里诺问：“二〇〇三年夏天奥斯卡在哪儿？”

　　“和现在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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