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佩塔传统上是个种族意识强烈的家族，到了美国仍只与意大利裔通婚，以保证血统纯正。我母亲告诉我无数次了，她最大的失败是没有生儿子，两个女儿又不足以传宗接代。多萝茜的女儿露西有一半拉丁血统，而以我的年纪与未婚的身份，眼看没有多少指望。
　　我母亲每次悲悼她的家族到此走上绝路时，常常忍不住哭泣。“那么优良的血统，”她呜咽着，特别是节庆前夕，她本该被一大群可爱的孙儿围绕，“多可惜，空有这么优良的血统！我们的祖先！建筑家，画家！凯，凯，就这样完了，实在太可惜了，就像那些在葡萄藤上没人摘的好葡萄。”
　　我们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维罗纳，据我母亲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出了不少文艺大家，如但丁、皮萨诺、提香、贝里尼和保罗·卡利亚里。她坚信我们同这些名人是亲戚。但据我所知，贝里尼、皮萨诺和提香虽然对维罗纳画派有影响，但他们其实是威尼斯人；诗人但丁则是佛罗伦萨人，在教廷之争后遭到放逐，便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维罗纳不过是他去利维尼奥途中的歇脚处。老实说，我的直系祖先是铁路工人或农夫，两代之前来到这个国家的卑微移民。
　　我手提一个白色袋子，再度愉快地拥抱这温暖的下午。人行道上满是去吃午餐或已酒足饭饱的路人。我在街角等待绿灯，看到街对面有两人从一家中国餐馆走出，那眼熟的金发使我自然地转过身去。是比尔，鲍尔斯，州检察官。他戴着一副墨镜，似乎正与州公共安全处处长诺曼·坦纳专注地讨论。刹那间，鲍尔斯直瞪着我，但并来回应我的挥手致意。也许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再挥手。之后，这两人就消失在拥挤的无名脸孔与匆匆步履中。
　　冗长的等待后，绿灯亮起。我过街走到一家电脑软件店时，立刻想到了露西。进店后我发现有一款软件她一定会喜欢，不是电脑游戏，而是历史入门，介绍艺术和音乐，还有问答。昨天我们在公园租了一条小脚踏船游湖。她把船驶进喷泉，让我来了个小小的淋浴，我也像小孩一样冲她泼水。我们喂鹅吃面包，吃葡萄刨冰，吸得舌头都变成冰蓝色。星期四早上她要飞回迈阿密，下次见面得等到圣诞节，如果今年我还有机会看到她。
　　我走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走廊时已是一点四十五分。本顿·韦斯利早来了十五分钟，正坐在沙发上看《华尔街日报》。
　　“希望你袋子里有好喝的。”他一面开玩笑，一面折好报纸，拿起公文包。
　　“红酒醋，包你喜欢。”
　　“天杀的，我不在乎。有时候真想来一杯，我还幻想门外冷饮机中装的其实是杜松子酒。”
　　“听起来像在浪费你的想象力。”
　　“那可不，只不过这是唯一我会在女士面前公布的幻想。”
　　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驻里士满的犯罪心理分析专家。他很少待在这里，不是四处奔波，就是在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讲授谋杀侦查课程，以及投诸心力在暴力罪犯逮捕计划和引导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这个计划最有创意的想法之一是建立区域小组，结合一个调查局的分析专家与一个经验丰富的凶杀组警探。里士满警察局在第二桩勒杀案发生后就申请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支持。马里诺不仅是里士满的警探，也是韦斯利在本区队的同伴。
　　“我来早了，”韦斯利向我道歉，跟着我走进走廊，“我直接从牙医那里来。如果你在我们交谈时吃午餐，我不会在意。”
　　“嗯，可我会在意。”我说。
　　他好像突然想到这一点，一无表情的脸出现了一抹不好意思的微笑，“我忘了，你不是凯戈尼医生。你知道，他常在验尸间的桌上放些奶酪饼干，操刀半途会停下来吃点心，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进入一个极小的房间，里面有冰箱、冷饮机和咖啡机。
　　“算他走运，没得肝炎或艾滋。”
　　“艾滋？”韦斯利笑了起来，“那会是报应。”
　　像很多我认识的保守男人一样，凯戈尼是出名的同性恋恐惧狂。“只是些该死的怪物。”当某种人被送去验尸时，据说他常常这样嘟囔。
　　“艾滋……”我把色拉塞进冰箱，韦斯利还在对这样的想法感到好笑。“我真想知道他会怎么解释。”
　　我渐渐开始喜欢韦斯利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心里有几分保留。乍看之下，他正符合一般人对于刻板的认识，从头顶到脚上的弗罗生牌鞋子都是不折不扣的联邦调查局干员装扮。他脸上线条分明，一头早白的银发好像在宣告主人的个性转为温和，其实根本没那回事。他精瘦结实，身着做工精致的卡其西装，打了条蓝丝印花领带，看起来像个出庭的律师。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没穿过未经浆熨的白衬衫。
　　他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在进入调查局前曾在达勒斯的一所高中当校长。他从调查员做起，参加过隐藏身份的地下活动，由此揭发黑手党的人马。但最后他又回到起点。人格分析专家是从事思考分析的学院派学者，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像是魔术师。
　　我们拿着咖啡出来，然后向左转入会议室。马里诺坐在长桌边，正在看一份厚厚的卷宗。我有点惊奇，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以为他会晚到。
　　我还来不及拉出一把椅子，便听到他简单地宣布：“我刚去过血清检验那里。我想你会对结果感兴趣。马特·彼得森是A型，是个非分泌者。”
　　韦斯利锐利地看了他一眼：“那个你提到的死者的丈夫？”
　　“嘿，一个非分泌者。跟搞死那些女人的家伙一祥。”
　　“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非分泌者。”我实事求是地说。
　　“没错，”马里诺说，“十分之二。”
　　“像里士满这样大小的城市，有四万四千人符合条件。如果只算男人，也有两万两千。”我再加一句。
　　马里诺点起一根香烟，从一次性打火机上方斜视我。“你知道吗？”他每发一个音，香烟就跟着抖动。“你越说越像个该死的辩护律师。”
　　半小时后我坐在桌首，他们分坐在我两边。我们面前是那四个受害女子的照片。
　　这是侦查过程中最困难且最花时间的部分——分析凶手、被害人，然后再分析凶手。
　　韦斯利在描述凶手，解读案子的情绪层面。若这些案子显现出来的情绪是冷酷的，算计好的愤怒，他往往异常准确，而这也是他最擅长的地方。
　　“我打赌他是白人，”他说，“但我不能以名誉担保。塞西尔·泰勒是黑人，被害人有黑有白很不寻常，除非凶手寻求急切的心理补偿。”他拿起一张塞西尔·泰勒的照片，照中人深色皮肤，生前一定很可人，在北区的一家投资公司做接待员。像洛丽·彼得森一样，她被绑起来勒死，赤裸着躺在床上。
　　“但这种人越来越多，趋势如此。很多性残杀案中，凶手是黑人而死者是白人，但很少有相反的情况，像白种男人奸杀黑种女人。不过，如果女子是娼妓则例外。”他面无表情地扫视摆出来的照片，“这些女人显然不是妓女。如果她们是，我们的工作就会简单一些。”
　　“没错，但她们不是。”马里诺顶了一句。
　　韦斯利没有笑。“至少她们之间应该有所关联，彼得。凶手的选择，”他摇摇头，“非常奇怪。”
　　“弗特西斯怎么说？”马里诺问，他指的是研读这个案子的法庭心理学家。
　　“他没说多少，”韦斯利回答，“今天早上我才和他谈过。他不愿意表示明确的意见。我想这次的医生谋杀案让他重新考虑了几件事，但他仍觉得凶手是白人。”
　　梦里出现过的那张脸再度骚扰我的心灵。那张没有五官的白脸。
　　“他可能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韦斯利继续审视他的水晶球，“因为这些凶杀案并未发生在一个特定地区，他要有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卡车或旅行车。我猜他先把车停在一个不引入注意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他的车会是较老的车型，可能是美国车，颜色很暗或不起眼，像黄白色或黑色。换句话说，他可能开一辆便衣警察会开的那种车。”
　　他不是在说笑。这类凶手通常醉心干警察的工作，甚至模仿警察。这种变态凶手犯案后典型的行为是加入侦查。他想帮助警方，提供深入的想法与建议，帮助援救队去找寻被他丢弃在树林里的尸体。他会想也不想就去警察共济会的休息室，与下班的警察共饮啤酒。
　　有人推测全部人口中至少有百分之一拥有变态人格。由基因来看，这些人无所畏惧，而且善于利用人、操纵人。如果他们没有误入歧途，或许能成为一流的间谍、战争英雄、五星上将、大公司的亿万富翁和詹姆斯·邦德。反之就成为大奸大恶，如暴君尼禄、希特勒、理查德·斯派克和特德·邦迪，虽然反社会，但在病理学上又算是正常的人。他们犯下惨案却毫无悔意，也不觉得应该负责。
　　“他是一个独行客，”韦斯利继续说，“虽然一般熟识的人可能觉得与他相处挺愉快，甚至认为他很迷人，但他无法与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不会和任何人接近。他是那种会上酒吧钓女人，跟她做爱，事后觉得非常沮丧不满的人。”
　　“难道我会不知道？”马里诺打了个呵欠。
　　韦斯利详细解说。“他会从充斥暴力的色情片、侦探杂志、虐待与被虐上得到更多满足，而且早在开始作案前就沉迷在残暴的性幻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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