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开始通过窗子偷窥独身女子，然后越陷越深。接着他强奸、强奸越变越凶残，最后终至谋杀。随着被害人增加，残暴的程度越来越高。强奸不再是他的动机，谋杀才是。谋杀再也不够，必须要加虐待。”
　　他伸开手臂，露出一截笔挺完美的白色袖口，拿起洛丽·彼得森的照片，一张又一张慢慢审视，表情平静。他轻轻把面前的照片推远一点，转向我。“很显然，在彼得森医生的案子中，凶手开始折磨被害人，对吗？”
　　“没错。”我回答。
　　“是什么？折断她的手指？”马里诺挑衅地问，“黑手党会干这种事，但强奸杀人犯通常不会。她拉小提琴，对不对？折断她的手指仿佛是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好像那家伙认得她。”
　　我尽量保持平静地说：“她桌上放着外科参考书，还有那小提琴。凶手不必是天才就能发现这些与她相关的事。”
　　韦斯利想了想。“还有一种可能：她因自卫弄断了手指与肋骨。”
　　“不可能。”我很确定，“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显示她曾经抵抗。”
　　马里诺平板又带着敌意的眼睛转向我。“真的？我很好奇。自卫的伤痕是什么样子？根据你的报告，她身上有很多伤痕。”
　　“典型的自卫性伤痕，”我回瞪他，“是指甲断裂，如果被害人抵抗殴打，手或胳膊上会有擦伤。但她并没有这类伤痕。”
　　韦斯利下了结论：“所以我们都同意这次他比过去更残暴。”
　　“暴力是重点，”马里诺迅速接道，好像这是他最想提出的论点，“这是我一直在说的。洛丽·彼得森的案子与其他的不同。”
　　我压下满腔怒火。前三个被害人被绑起来强奸杀死，难道那还不够残暴？非得把她们的骨头都打断了才算？
　　韦斯利阴郁地预测：“如果再发生一起，会有更多的折磨虐待。他非杀人不可，用杀人来满足某种需求。他杀得越多，那种需要就越强烈，因而越感到挫败。他将变得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也更不容易满足。那种满足是暂时的。杀人后数天或数个星期，压力逐渐增加，直到他发现下一个目标。他跟踪她，然后再次犯案。两件谋杀案的间隔可能越来越短，他的压力可能不断升高，最后，他杀得不能住手，就像特德·邦迪一样。”
　　我在想时间顺序。第一个女人在四月十九日被杀，第二个在五月十日，第三个在五月三十一日，洛丽·彼得森在一个星期后被杀，时间是六月七日。韦斯利接下来说的话相当普通。
　　凶手出自问题家庭，可能曾被母亲施以身体上或心理上的虐待。当他折磨被害人时，他发泄的愤怒与性欲纠缠不清。
　　他的智力在中等以上，有非去从事某种行为不可的倾向，生活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可能对某些事物有毫无理由的畏惧，或非要遵奉某种仪式，像是保持极度的整浩，或是只吃某一类食物。他做任何让他觉得能控制周围环境的事。
　　他有职业，可能只是干粗活——机工、修理工、建筑工，或其他这类工作。
　　我注意到马里诺的脸越变越红。他不耐烦地环顾四周。
　　“对他来说，”韦斯利道，“最引人人胜的是准备阶段，他幻想中的计划，激发他想象的环境因素。他是在什么地方注意到被害人的？”
　　我们不知道。即使她还活着，也不见得会知道。他们的交会可能就像她路过街旁一道几不可见的细微阴影。可能是在购物中心，或者她驾车等红灯时。
　　“什么吸引了他？”韦斯利继续，“为什么偏偏选上她？”
　　我们还是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每个女人都独住，或是像洛丽·彼得森，有人会以为她在独居，这使她们更容易遭到攻击。
　　“听起来像在形容标准的美国男人。”马里诺尖酸的评语让我们立刻打住。
　　他一弹烟灰，气势逼人地向前。“嘿，说起来好听，但我不吃这一套，懂吗？就说他是水管工好了，但特德·邦迪是法科学生，几年前在华盛顿特区有个强奸惯犯是牙医。天杀的，谁知道那个在逃的绿谷勒杀手会不会是个大家都认识的男童子军？”
　　马里诺兜了一圈转入正题，我一直在等他开始。
　　“谁说他不会是学生？说不定是演员，那种想象力误入歧途的文艺人士。除非那厮爱上了喝人血，或炭烤人肉，不然这些性谋杀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们现在对付的这一个也不例外。如果你要问我，人就是人，不论医生、律师或印第安酋长，所有这类性谋杀的分析都大同小异。人类会想而且也真的做了不少类似的事，我们甚至可以回溯到山顶洞人拖着女人的头发走路。”
　　韦斯利瞪着眼不看马里诺，然后又缓缓转向他，平静地问：“你想说什么，彼得？”
　　“我会告诉你我天杀的想法是什么！”他下巴突出，脖子上青筋毕现，“谁分析得对，谁分析得不对，这一套全是狗屁，听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现在我知道的这个家伙正在写该死的论文，里面在讲性、暴力、食人和同性恋。他手上有那种发亮的东西，看上去跟尸体上的没两样，不仅他老婆身上有他的指印，藏在他抽屉里的刀上也有，刀柄上更别提了。每周末他回家的时间正好符合那些女人被杀的时间。但，不，他不可能是凶手，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工的，他不够三流。”
　　韦斯利再度移开视线。我的目光则落到面前那些整幅的彩色照片上，那些女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凄惨的遭遇。
　　“让我把话挑明了，”他的长篇大论还没打算结束，“我们的帅哥马特并不像白雪般纯洁。我在楼上查血清时，去了范德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新消息。彼得森的指印在档案里，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他冷冷地瞪着我。“我告诉你为什么。范德查过了，他用那一大套仪器查出，这个帅哥六年前在新奥尔良被逮捕。那是他进大学前的夏天，在他遇见他的外科女士之前。她可能从来不知道。”
　　“知道什么？”韦斯利问。
　　“知道她的演员爱人曾因为强奸罪名被起诉，就是这个。”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开口。
　　韦斯利缓缓地在桌上旋转他那只名贵的笔，下巴僵硬不动。马里诺没有按牌理出牌，没有通知我们最新消息。他出其不意地攻击我们，仿佛韦斯利与我是他的对手，我们是法庭上对立的两方。
　　我终于回道：“如果彼得森确实曾以强奸罪被起诉，一定被判无罪开释，不然就是免予起诉。”
　　他瞪着我的眼睛就像两把枪。“你就知道了，哼？我还没有查过他的记录。”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马里诺警官，通常不收有犯罪记录的人。”
　　“如果他们知道。”
　　“没错，”我同意，“如果他们知道。但如果他确实被起诉定罪，很难想象他们会不知道。”
　　“我们最好现在就去查清楚。”这是韦斯利对这件事的唯一回应。
　　他一说完，马里诺立刻抽身离开。
　　我猜他去了洗手间。
　　韦斯利摆出一副对马里诺发脾气毫不见怪的样子，随口问道：“有没有从纽约来的消息，凯？检验室的结果如何？”
　　“DNA测验需要点时间，”我空洞地回答，“第二件案子发生后我们才送东西过去，应该很快就会收到回音。至于第二次送去的，塞西尔·泰勒和洛丽·彼得森的，最快下个月才会来。”
　　他还是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在这四个案子里，凶手都是非分泌者，对不对？”
　　“不错，就我们所知是这样。”
　　“我坚信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我也是。”
　　有一阵子我们都没开口。
　　我们僵硬地坐在那里等待马里诺回来。他愤怒的字眼仍在我们的耳朵里回荡。我在流汗，甚至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跳。
　　我想韦斯利一定从我的表情看出来，我不想再同马里诺打交道，我把他归入那种极难相处又不够专业的人，最好能永远摆脱掉。
　　“你必须去了解他，凯。”
　　“哼，我没兴趣。”
　　“他是个很好的警探。”
　　我不做声。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
　　我的愤怒逐渐升级。我知道不该这样做，但话还是像滚水一样冒了出来。“该死的，本顿！我们得为这些女人付出最大努力，如果办不到，还有别的人会遭殃。我不希望他把事情搞砸了，他心里有成见。”
　　“他不会。”
　　“事实摆在眼前，”我压低声音，“他在马特·彼得森的脖子上套了绳索，不再注意其他的可能。”
　　谢天谢地，马里诺还没出现。
　　韦斯利下巴上的肌肉抽动着，他没看我。“我也没有排除彼得森涉案的可能，我还不能确定。我知道若说他杀死他太太，这与其他三个案子不符，但他的情形非比寻常。就拿盖西来说吧，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三十三个小孩，其实可能有几百个。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他杀了他母亲，把她切成一块块塞进垃圾处理机……”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我来那套对年轻调查员的教诲，好像一个十六岁的小孩第一次赴约，掌心冒汗，唠叨不休。
　　“查普曼枪杀约翰·列侬时带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痴情于女明星的无聊男人射伤了里根总统与布雷迪。我们试着预测作案模式，但并不是永远成功。不可能每一次都预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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