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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开始通过窗子偷窥独身女子,然后越陷越深。接着他强奸、强奸越变越凶残,最后终至谋杀。随着被害人增加,残暴的程度越来越高。强奸不再是他的动机,谋杀才是。谋杀再也不够,必须要加虐待。”
他伸开手臂,露出一截笔挺完美的白色袖口,拿起洛丽·彼得森的照片,一张又一张慢慢审视,表情平静。他轻轻把面前的照片推远一点,转向我。“很显然,在彼得森医生的案子中,凶手开始折磨被害人,对吗?”
“没错。”我回答。
“是什么?折断她的手指?”马里诺挑衅地问,“黑手党会干这种事,但强奸杀人犯通常不会。她拉小提琴,对不对?折断她的手指仿佛是对她个人的人身攻击,好像那家伙认得她。”
我尽量保持平静地说:“她桌上放着外科参考书,还有那小提琴。凶手不必是天才就能发现这些与她相关的事。”
韦斯利想了想。“还有一种可能:她因自卫弄断了手指与肋骨。”
“不可能。”我很确定,“我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显示她曾经抵抗。”
马里诺平板又带着敌意的眼睛转向我。“真的?我很好奇。自卫的伤痕是什么样子?根据你的报告,她身上有很多伤痕。”
“典型的自卫性伤痕,”我回瞪他,“是指甲断裂,如果被害人抵抗殴打,手或胳膊上会有擦伤。但她并没有这类伤痕。”
韦斯利下了结论:“所以我们都同意这次他比过去更残暴。”
“暴力是重点,”马里诺迅速接道,好像这是他最想提出的论点,“这是我一直在说的。洛丽·彼得森的案子与其他的不同。”
我压下满腔怒火。前三个被害人被绑起来强奸杀死,难道那还不够残暴?非得把她们的骨头都打断了才算?
韦斯利阴郁地预测:“如果再发生一起,会有更多的折磨虐待。他非杀人不可,用杀人来满足某种需求。他杀得越多,那种需要就越强烈,因而越感到挫败。他将变得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也更不容易满足。那种满足是暂时的。杀人后数天或数个星期,压力逐渐增加,直到他发现下一个目标。他跟踪她,然后再次犯案。两件谋杀案的间隔可能越来越短,他的压力可能不断升高,最后,他杀得不能住手,就像特德·邦迪一样。”
我在想时间顺序。第一个女人在四月十九日被杀,第二个在五月十日,第三个在五月三十一日,洛丽·彼得森在一个星期后被杀,时间是六月七日。韦斯利接下来说的话相当普通。
凶手出自问题家庭,可能曾被母亲施以身体上或心理上的虐待。当他折磨被害人时,他发泄的愤怒与性欲纠缠不清。
他的智力在中等以上,有非去从事某种行为不可的倾向,生活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可能对某些事物有毫无理由的畏惧,或非要遵奉某种仪式,像是保持极度的整浩,或是只吃某一类食物。他做任何让他觉得能控制周围环境的事。
他有职业,可能只是干粗活——机工、修理工、建筑工,或其他这类工作。
我注意到马里诺的脸越变越红。他不耐烦地环顾四周。
“对他来说,”韦斯利道,“最引人人胜的是准备阶段,他幻想中的计划,激发他想象的环境因素。他是在什么地方注意到被害人的?”
我们不知道。即使她还活着,也不见得会知道。他们的交会可能就像她路过街旁一道几不可见的细微阴影。可能是在购物中心,或者她驾车等红灯时。
“什么吸引了他?”韦斯利继续,“为什么偏偏选上她?”
我们还是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每个女人都独住,或是像洛丽·彼得森,有人会以为她在独居,这使她们更容易遭到攻击。
“听起来像在形容标准的美国男人。”马里诺尖酸的评语让我们立刻打住。
他一弹烟灰,气势逼人地向前。“嘿,说起来好听,但我不吃这一套,懂吗?就说他是水管工好了,但特德·邦迪是法科学生,几年前在华盛顿特区有个强奸惯犯是牙医。天杀的,谁知道那个在逃的绿谷勒杀手会不会是个大家都认识的男童子军?”
马里诺兜了一圈转入正题,我一直在等他开始。
“谁说他不会是学生?说不定是演员,那种想象力误入歧途的文艺人士。除非那厮爱上了喝人血,或炭烤人肉,不然这些性谋杀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们现在对付的这一个也不例外。如果你要问我,人就是人,不论医生、律师或印第安酋长,所有这类性谋杀的分析都大同小异。人类会想而且也真的做了不少类似的事,我们甚至可以回溯到山顶洞人拖着女人的头发走路。”
韦斯利瞪着眼不看马里诺,然后又缓缓转向他,平静地问:“你想说什么,彼得?”
“我会告诉你我天杀的想法是什么!”他下巴突出,脖子上青筋毕现,“谁分析得对,谁分析得不对,这一套全是狗屁,听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现在我知道的这个家伙正在写该死的论文,里面在讲性、暴力、食人和同性恋。他手上有那种发亮的东西,看上去跟尸体上的没两样,不仅他老婆身上有他的指印,藏在他抽屉里的刀上也有,刀柄上更别提了。每周末他回家的时间正好符合那些女人被杀的时间。但,不,他不可能是凶手,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工的,他不够三流。”
韦斯利再度移开视线。我的目光则落到面前那些整幅的彩色照片上,那些女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凄惨的遭遇。
“让我把话挑明了,”他的长篇大论还没打算结束,“我们的帅哥马特并不像白雪般纯洁。我在楼上查血清时,去了范德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新消息。彼得森的指印在档案里,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他冷冷地瞪着我。“我告诉你为什么。范德查过了,他用那一大套仪器查出,这个帅哥六年前在新奥尔良被逮捕。那是他进大学前的夏天,在他遇见他的外科女士之前。她可能从来不知道。”
“知道什么?”韦斯利问。
“知道她的演员爱人曾因为强奸罪名被起诉,就是这个。”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开口。
韦斯利缓缓地在桌上旋转他那只名贵的笔,下巴僵硬不动。马里诺没有按牌理出牌,没有通知我们最新消息。他出其不意地攻击我们,仿佛韦斯利与我是他的对手,我们是法庭上对立的两方。
我终于回道:“如果彼得森确实曾以强奸罪被起诉,一定被判无罪开释,不然就是免予起诉。”
他瞪着我的眼睛就像两把枪。“你就知道了,哼?我还没有查过他的记录。”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马里诺警官,通常不收有犯罪记录的人。”
“如果他们知道。”
“没错,”我同意,“如果他们知道。但如果他确实被起诉定罪,很难想象他们会不知道。”
“我们最好现在就去查清楚。”这是韦斯利对这件事的唯一回应。
他一说完,马里诺立刻抽身离开。
我猜他去了洗手间。
韦斯利摆出一副对马里诺发脾气毫不见怪的样子,随口问道:“有没有从纽约来的消息,凯?检验室的结果如何?”
“DNA测验需要点时间,”我空洞地回答,“第二件案子发生后我们才送东西过去,应该很快就会收到回音。至于第二次送去的,塞西尔·泰勒和洛丽·彼得森的,最快下个月才会来。”
他还是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在这四个案子里,凶手都是非分泌者,对不对?”
“不错,就我们所知是这样。”
“我坚信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我也是。”
有一阵子我们都没开口。
我们僵硬地坐在那里等待马里诺回来。他愤怒的字眼仍在我们的耳朵里回荡。我在流汗,甚至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跳。
我想韦斯利一定从我的表情看出来,我不想再同马里诺打交道,我把他归入那种极难相处又不够专业的人,最好能永远摆脱掉。
“你必须去了解他,凯。”
“哼,我没兴趣。”
“他是个很好的警探。”
我不做声。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
我的愤怒逐渐升级。我知道不该这样做,但话还是像滚水一样冒了出来。“该死的,本顿!我们得为这些女人付出最大努力,如果办不到,还有别的人会遭殃。我不希望他把事情搞砸了,他心里有成见。”
“他不会。”
“事实摆在眼前,”我压低声音,“他在马特·彼得森的脖子上套了绳索,不再注意其他的可能。”
谢天谢地,马里诺还没出现。
韦斯利下巴上的肌肉抽动着,他没看我。“我也没有排除彼得森涉案的可能,我还不能确定。我知道若说他杀死他太太,这与其他三个案子不符,但他的情形非比寻常。就拿盖西来说吧,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三十三个小孩,其实可能有几百个。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他杀了他母亲,把她切成一块块塞进垃圾处理机……”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我来那套对年轻调查员的教诲,好像一个十六岁的小孩第一次赴约,掌心冒汗,唠叨不休。
“查普曼枪杀约翰·列侬时带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痴情于女明星的无聊男人射伤了里根总统与布雷迪。我们试着预测作案模式,但并不是永远成功。不可能每一次都预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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