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

　　“十分正确。”

　　“他同他父亲的关系如何？”

　　“非常不融洽，甚至带着虐待性。”他回答，“哈特老先生是个严厉的人。他心中的教子方式就是不打不成材。艾尔没有能力面对这种高压教育，这把他逼到母亲的怀里，但在母亲怀里，他对自我形象也越来越困惑。我想你应该知道，很多同性恋男子的父亲都很粗壮，开着大卡车，载着枪，车上还插着政治立场鲜明的旗帜。”

　　我想到马里诺，他有个已成年的儿子。我这才突然想到马里诺从未提过他那住在外面的独子。

　　我问道：“你是说艾尔·哈特是个同性恋？”

　　“我只是认为他太没安全感了。他的自卑感太强，使得他无法正常面对别人，更无法发展正常的亲密关系。据我了解，他也没有与同性交往的经验。”他看着远处，吸着烟斗。我无法判读那种表情。

　　“那天的戏剧表演发生了什么情况，麦斯特森医生？你说的奇迹是什么？就是他表演了紫罗兰，就这样吗？”

　　“那只是开场，”他说，“奇迹是，他想象他的父亲正坐在屋子中间的一张空椅子上，与他展开一场紧张的对话。当内容变得越来越激烈时，我们的一位诊疗师坐到他对面，扮起他的父亲。当时，艾尔已经处于一种恍惚状态，无法分辨事实与想象，最后，他的愤怒爆发了。”

　　“他愤怒时什么样子？是否使用暴力？”

　　“他号啕大哭，哭得无法自已。”麦斯特森回答。

　　“他的‘父亲’对他说了什么？”

　　“其实都是寻常的讽刺与苛责。艾尔对苛责极度敏感，斯卡佩塔医生，这就是他困惑的根源，他以为自己对别人的事情很敏感，其实说穿了，他只对自身的事情敏感。”

　　“有没有替艾尔安排固定的社工？”我继续翻阅资料，发现没有填任何诊疗师的名字。

　　“当然。”

　　“是谁呢？”档案中少了几页。

　　“我刚才提到的诊疗师。”他淡淡地说。

　　“心理戏剧表演的那位？”

　　他点点头。

　　“他还在医院里工作吗？”

　　“不在了。”麦斯特森医生说，“吉姆不再跟我们一起——”

　　“吉姆？”我打断他。

　　他倒出烟斗里的余灰。

　　“他姓什么？住在哪里？”我问。

　　“很遗憾，吉姆·伯尼斯几年前死于车祸。”

　　“几年前？”

　　麦斯特森医生再次擦拭他的眼镜。“我想大概是八九年前。”

　　“怎么发生的？在哪里？”

　　“我不记得详情了。”

　　“真不幸。”我的语气好像已经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了。

　　“艾尔·哈特是你侦办的那件案子的嫌疑人之一？”

　　“两件案子，两件谋杀案。”

　　“是两件。”

　　“让我回答你的问题吧。谁是嫌疑人和我没有关系，那是警察的事情。我收集艾尔·哈特的资料，是因为需要证明他的个人记录中具有自杀倾向。”

　　“这是个需要怀疑的问题吗，斯卡佩塔医生？他不是上吊自杀的吗？难道除了自杀外，会有其他因素？”

　　“他死亡时的穿着有些异常，只有一件衬衫和内裤。这种情形不得不令人产生很多联想。”我尽量用平常的语气回答。

　　“你是在暗示自渎窒息的可能？”他意外地抬起眉毛，“因为自慰而引发的意外死亡？”

　　“我想尽量排除这种可能性。”

　　“你怕他父母会抗议你把这种死因填入死亡证明？”

　　“我的理由很多。”

　　“你真的怀疑他的死因并不单纯？”他皱眉。

　　“不，”我回答，“我想他是自杀的，麦斯特森医生，那就是他走向地下室的理由。他抽出皮带时，可能顺便将裤子脱了下来。他是用皮带吊死自己的。”

　　“也许我应该为你澄清另一件事，斯卡佩塔医生。艾尔从来没有暴力倾向，据我所知，他可能伤害的唯一一个人，是他自己。”

　　我相信他所说的，也相信他还对我隐瞒了很多事情。他所谓的不记得和言语闪烁都另有原因。吉姆·伯尼斯让我想到“吉吉”。

　　“艾尔在这里待了多久？”我改变话题。

　　“我记得是四个月。”

　　“他有没有在你们的精神犯罪科工作过？”

　　“瓦哈拉没有精神犯罪科，只有一个叫‘后走廊’的地方，专门为那些会伤害自己的病人设立，但是我们不收精神错乱的罪犯。”

　　“艾尔在后走廊待过吗？”

　　“从没这个必要。”

　　“谢谢你宝贵的时间。”我起身，“请你将这份资料复印一份寄给我。”

　　“那会是我的荣幸。”他大方地微笑，但没有注视我，“如果我还能做什么，别忘了打电话来。”

　　我穿过长廊步向大厅的时候，心中一直犯着嘀咕，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问起弗朗基，甚至不要提到他的名字。“后走廊”，会伤害自己的精神病人去的地方。艾尔·哈特说他曾在精神犯罪科与病人交谈过。那是出于他的想象，还是他弄错了？瓦哈拉没有精神犯罪科，不过弗朗基很有可能是被关在“后走廊”的病人。或许弗朗基病情转好，被送到了普通病房，然后艾尔刚好进了瓦哈拉，两人因此认识？弗朗基杀了母亲的事情是否也出于幻想，或者仅仅是他希望那么做？

　　弗朗基用木柴打死了他妈妈。凶手用金属管打死了盖瑞·哈博。我回到办公室时，天色已经黑了，清洁工来过又已离去。

　　我坐在桌前面对电脑开始工作。输入几个指令后，屏幕上出现了吉姆·伯尼斯的档案。

　　九年前的四月二十一日，他在阿尔伯马尔县死于一场车祸，死因是“头部重创”。他的血液酒精浓度是零点一八，比合法指数高了两倍。警方还在他车上发现了两种麻醉药物，显然，吉姆·伯尼斯有个人方面的问题。

　　电脑分析室里古老的缩影机放在黑色的桌上，像一尊佛像似的供在那里，我对视听器材所知向来不深。不耐烦地浏览过缩影资料后，终于找到了我要的那一卷。我把影片安装在机器上，满室漆黑中，一行行模糊的小字经过我的眼帘。等我找到那个案子，眼睛已经开始酸痛了。我转着旋钮，影片流转声吱吱地响着，警察手写的报告终于出现在屏幕正中央。星期五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左右，伯尼斯驾着一辆一九七三年产的宝马，驶于六十四号向东的州际公路上。车的右轮出了柏油路，方向盘打过了头，结果撞上分隔护栏，整辆车飞了起来。我转动影片，看到了法医的调查。一位名叫布朗的医生在栏内注明死者在案发当天下午遭瓦哈拉医院解雇，他在那里的职务是社工。他于五点左右离开瓦哈拉，据称他当时非常愤怒。伯尼斯死亡时仍然未婚，只有三十一岁。

　　法医报告上出现了两名目击者的名字，他们一定接受了布朗医生的询问。其中一名是麦斯特森医生，另一名是洁妮·珊普小姐。

　　02

　　有时办一桩谋杀案会让人感觉像迷路一般。即使看起来可能性不大的一条街，你还是会顺着它走走看。如果你运气不错，说不定绕着绕着就找到了出路。一个死了九年的心理治疗师同贝丽尔·麦迪逊与盖瑞·哈博被杀会有什么关系？我却觉得这中间有某个环节是相通的。

　　我并不想去盘问麦斯特森的员工，我敢打赌他已经警告过他们，如果我打电话过去，他们都会很礼貌地保持缄默。次日早上，我继续任由直觉引导着往下走。我打电话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希望伊斯梅尔医生在那儿。他真的在，而且证实了我的推测。斯德琳·哈博的胃中浓缩物和血液证明，她死前不久的确服用了大量左旋美沙芬，每升血液中含有八毫克。这一含量已经高到足以让她死亡，也代表这不是一场意外。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刻意采取了一般药物检测无法检测出的方式。

　　“她是否知道右旋美沙芬与左旋美沙芬在一般性的药物检测中都会被认为是右旋美沙芬？”我问。

　　“印象中，我并没有跟她讨论过这方面的事情。但她向来对我们的治疗方式和用药很有兴趣，很可能是从我们的医学图书馆查到相关的资料。我记得刚开始开左旋美沙芬的处方时，她确实问过一些问题。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这种药还处于实验阶段，她很好奇，也有些担心……”

　　他继续说着，但我已经分神。我永远不能证实那瓶止咳药是不是哈博小姐刻意留在那儿的，可我有理由相信事情的确如此。她决意自杀，想死得有尊严，而且不想单独死去。

　　挂上电话之后，我替自己泡了一杯热茶。我在厨房踟蹰，偶尔看着窗外十二月的景色。那只白松鼠萨米又跑到我的饲鸟器里了。有一刻我们四目相对，它那毛茸茸的双颊快速抖动，嚼着手上抓的谷子，白色的尾巴向着蓝天卷成一个问号。我们相识于去年冬天，我站在窗前，望着它反复试图从树干上跳到饲鸟器上那块给鸟用的狭小空间。它失败了往下掉的时候，小小的手掌在空中猛抓。几次以后，萨米终于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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