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东尼是个安全的避风港。”艾比沉思着，提及我的前夫。我们坐在我的厨房里，喝着白兰地。
　　“东尼是很实际，”我回答，“或者说开始时是这样。”
　　“有道理，我自己就在我可怜的爱情生活中那样做过。”她喝了一小口酒。“我可以热情地放纵，而天知道机会是在哪儿的，只是从来不会持久。结束时，我就像从战场上退下的伤员，蹒跚踱行地回家，蜷缩在某个从天而来的高贵男子的怀里，听他承诺永远照顾我。”
　　“那是个童话故事。”
　　“正是格林童话，”她同意，有点苦涩。“他们承诺会照顾你，而事实上，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要你在家准备晚餐，外加帮他们洗衣服。”
　　“你刚刚描述了东尼。”我说。
　　“他到底怎样了？”
　　“我已经有太久没有跟他说过话了。”
　　“至少应该维持友谊。”
　　“他不愿意当朋友。”我说。
　　“你还想着他吗？”
　　“你不可能在共同生活了6年后，一点也不去想他。那并不表示我想和东尼复合，但我心中将永远有一部分会关心他，希望他过得好。”
　　“你们当初结婚时，你爱他吗？”
　　“我想我是。”
　　“也许吧，”艾比说，“但在我听来，你似乎从未停止过爱马克。”
　　我再把我们的酒杯斟满。我们两人明天早上起床时都会不舒服到极点。
　　“我觉得不可置信的是，你们在分开那么多年之后，居然又在一起，”她继续说，“而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猜马克也从未停止爱你。”
　　当他再回到我生活里来时，我们分开的那几年好像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似的，过去生活所累积下来的语言模式，使我们难以沟通。我们只有在天黑之后才公开地交谈。他告诉我他曾结过婚，他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我后来知道他放弃了他的法律事业，跟联邦调查局签了约。当我们又在一起之后，日子是那样的甜蜜陶醉，就像我们在乔治城刚刚认识的第一年那些最完美的时光。当然，它并没有持久，历史本来就有自我重复的习惯。
　　“我想被调到丹佛不是他的错吧？”艾比说。
　　“他做了决定，”我说，“我也是。”
　　“你不愿意跟他一起去？”
　　“我就是他要求请调的原因，艾比，他想要分开。”
　　“所以他迁移到这个国家的另一边？那听来有些极端。”
　　“人在气头上时，行为是无法保持理性的，甚至可能犯下大错。”
　　“而他可能太顽固，无法承认他做错了。”她说。
　　“他固执，我也固执，我们之间没有一个在这场让步游戏中是赢家。我有我的事业，他有他的。他曾在匡提科，而我也在——那很快就过去，而我从没想要离开里士满，他则从没有想要搬到里士满。然后他开始想回到街上，请求调派到地区办公室，或在首都华盛顿任职。这些情节不断地重演，直到我们之间最后只剩下无止尽的争执。”我停顿了一下，尝试着解释一些永远理不清的乱丝。“也许是我自己有问题。”
　　“你不能一边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边继续你以前的生活方式的，凯。”
　　我跟马克之间，对彼此说过那样的话有多少次了？到最后，我们除了那个命题外，什么也没有了。
　　“真的值得为了维持你所谓的自我，来付出你现在尝到的代价吗？那个你们两人都在付出的代价？”
　　有无数次我也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但我没有向艾比倾吐。
　　她点燃一根香烟，向那瓶白兰地伸手过去。
　　“你们两个是否去求教咨询过，”
　　“没有。”
　　这个回答并不完全真实。马克和我确实没有去寻求协助，但我自己有，而且还继续看着一个心理医生，虽然现在已经没那么频繁。
　　“他知道彭顿·韦斯利吗？”艾比问。
　　“当然。彭顿早在我来弗吉尼亚之前，就在学院训练马克，”我回答，“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马克在丹佛的工作是什么？”
　　“我不知道，一些特别的任务吧。”
　　“他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吗？那些情侣的事？”
　　“我想是吧。”停顿了一会儿，我问，“怎么了？”
　　“我不知道，但是你和马克谈话时要小心注意。”
　　“今晚是好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打电话。你听到的，我跟他没说什么。”
　　她站了起来，我领她到卧房。
　　我拿睡衣给她，又指着盥洗用具，她继续说着话，但刚喝下的白兰地显然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他会再打电话来，或你会打给他，所以要小心些。”
　　“我并没有打算打电话给他。”我说。
　　“那么，你真是跟他一样糟糕，”她说，“你们两人就像地狱小鬼一样刚愎自用，又记仇。好了，那就是我对这个情况的评价，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必须在8点钟到达办公室，”我说，“我会在7点钟把你叫醒。”
　　她轻轻拥抱我，亲亲我的面颊，道声晚安。

　　那个周末我很早就外出，买了份《华盛顿邮报》，但没有找到艾比的报导。下一个星期也没有，又过一个星期，仍然没有。我觉得奇怪。艾比还好吧？为什么打自她来里士满拜访我之后，就没听到过她的一点消息？
　　10月底时，我打了电话到报社的办公室。
　　“很抱歉，”一个男士的声音，听来很急促匆忙。“艾比在休假中，要到明年8月才会回来复职。”
　　“她还在华盛顿吗？”我问，惊讶得无以复加。
　　“不清楚。”
　　挂断电话，我翻阅我的电话簿，打到她家。那头传来答录机的声音。艾比在往后数星期并没有回我的电话，也没有只字片语。一直到圣诞节刚过不久，我才开始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月6日，星期一，我回家，在我的信箱里找到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寄信人住址，但上面的字迹我是再熟悉不过。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一张黄色法律用纸，潦潦草草地签有“FYI·马克”的名字，和一份从最近《纽约时报》里剪下的短文。我无法相信地读到，艾比·敦布尔跟书商签了约，要写有关弗雷德·柴尼和德博拉·哈威消失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这件案子跟弗吉尼亚州其他四对情侣先失踪后死亡的案件之间“恐怖的牵连”。
　　艾比曾经警告我要小心马克，现在换他来警告我小心她，或者他把这则剪报寄来有其他的用意？
　　我失魂落魄地独自坐在厨房，心中反复斗争着是要在艾比的留言机上留下痛恨的言语，还是打电话给马克，最后我决定打给安娜，我的心理医生。
　　“你觉得遭人背叛了？”当我终于在电话中跟她联络上时，她问。
　　“那是最轻微的说法，安娜。”
　　“你早知道艾比在为报纸写这篇故事，那跟写成书真有那么大的不同吗？”
　　“她从没有告诉我她要写的是一本书呀。”我说。
　　“因为你觉得被背叛，并不表示实际上真是如此，”安娜说，“那是你这个时刻的知觉观感，凯。你必须给自己一些时间等一等，看一看。至于马克为什么会把那份报导寄给你，你可能也需要时间观察，也许那是他想要跟你联络的方式也不一定。”
　　“我在想我是不是要找个律师，”我说，“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我对艾比书上会出现什么，一点概念也没有。”
　　“我想目前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相信她所说的话，”安娜劝说着。“她说你们之间的谈话纯属私人。她以前让你失望过吗？”
　　“没有。”
　　“那么我建议你给她一个机会，给她机会解释。再说，”她说，“我不认为她有多少资料能写成一本书。这事件到目前为止没有逮捕任何人，还有那对情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尚未确定。他们还没有出现。”
　　那论述带来的苦涩嘲讽在两个星期后再次打击我。那是1月12号，我在维州首府大厅等着一个要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中审核的法案结果，那个法案关系授予法医调查局成立DNA资料库的权力。
　　我刚从一个快餐店回到大厅，手中捧着杯咖啡，然后我看到帕特·哈威，优雅的身材裹在一套海蓝色的喀什米尔套装里，手臂下夹着一个有拉链的黑色皮革公文包。她正在大厅跟一些议员们说话，一看到我，立刻往我这方向走来。
　　“斯卡佩塔医生。”她说，伸出她的手。她看来因为我而松了口气，但仍然皱着眉，压力重重的样子。
　　我奇怪她竟不在华盛顿，然后她像看透我似的回答我的疑惑。“我被邀请来支持州议案，”她说，带着含有焦虑的微笑。“那么，我猜，我们今天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来的。”
　　“谢谢你，我们的确需要所有可能的帮助和支持。”
　　“我认为你无庸担心。”她回答。
　　她也许是对的，有国家药物局总裁的现身支持及媒体的披露，会给法务委员会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在一阵不知如何接续的静默中，我们两人各自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潮，然后我悄悄地问她：“你还好吗？”
　　有那么一会儿，泪水蒙上她的眼睛。她很快地看了我一眼，嘴边仍是焦虑微弱的微笑，然后往大厅的另一端走去。“对不起，我看到我必须和他谈谈的人。”
　　帕特·哈威还没离开到听不到我这边的声音时，我的传呼机就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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