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了。”然后彭顿·韦斯利在我身旁蹲下来。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这个问题有点不明确，但他懂我的意思。
　　“摩瑞在匡提科找到我。我立刻赶到。”他研究着尸体，他有棱有角的脸在淌着雨水的兜帽里显得异常憔悴。“你可看到了什么，能够告诉我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告诉你他们的头骨没有碎裂，也没有子弹穿过他们的头部。”
　　他没有回应，他的沉默让我紧张。
　　我开始打开装尸袋，这时马里诺走上来，两手缩在外衣口袋里，双肩往前拱起避着寒冷和雨水。
　　“你会得肺炎的，”韦斯利评论道，一边站起来。“里士满警局难道穷得没能给你们买顶帽子吗？”
　　“狗屁，”马里诺说，“你运气很好，他们给你那该死的车子喂汽油，还配你一支枪。春街里混混的待遇都比我们好上许多。”
　　春街是州立监狱感化院。那倒是真的，州政府每年花在看管囚犯上的费用都比那些力使罪犯从街头消失的警察薪资要高许多。马里诺最爱对此抱怨。
　　“我发现地方警察把你从匡提科揪出来，真是你的幸运日。”马里诺说。
　　“他们告诉我找到尸体了，我问他们是不是通知了你。”
　　“是的，让我这么说吧，他们最后终于通知我了。”
　　“我了解，摩瑞告诉我他从未跟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合作过。也许有时候你可以帮帮他。”
　　马里诺愣愣地看着尸体，他下颚肌肉紧紧收缩着。
　　“我们必须把这个输入电脑。”韦斯利继续说，大雨像击鼓般的猛烈敲打着地面。
　　我不再注意他们的对话，将一个袋子放到女性遗体旁，把她翻过来变成仰面朝天。她仍然完整，关节韧带还连结着。像弗吉尼亚州这样的天气，暴露在自然界中的人体要完全成为骷髅，或关节脱落截断，通常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肌肉组织、软骨、韧带是相当顽强的。她很娇小，令我想起那张在平衡木上摆姿势、年轻可爱的体操选手的照片。我留意到她上身衣服是套头式的，可能是件毛衣，她牛仔裤上的拉链拉起，还紧扣着。摊开另一张袋子，我对她的同伴进行相同的程序。替腐烂毁朽的躯体翻身就像是翻动一堆石块，你无法预期会在下面的地上发现什么，除了通常可以看到的昆虫。我看到几只蜘蛛迅速地爬开，消失在落叶里，使我浑身的皮肤起了一阵疙瘩。
　　韦斯利和马里诺已经离开现场，在雨中独自蹲跪的我徒劳地变换姿势寻求舒适，我开始在落叶和泥泞的地面上摸索，寻找手指甲、小骨头和牙齿等东西。我注意到其中一副上颚中至步不见了两颗牙齿，最有可能发现的地方是头盖骨附近的地面。15到20分钟后，我找到一颗牙齿，一个也许是从男子衬衫上掉落的小小透明扣子和两个烟蒂。在每一个现场都会发现一些烟蒂，不是每一个受害者在记录上都抽烟，不寻常的是，没有一个烟蒂滤嘴上有生产商的商标或名字。
　　当摩瑞回来，我向他指出这个发现。
　　“所有的犯罪现场都会发现烟蒂。”他回答，而我怀疑他可能到过几个现场，不多，我猜。
　　“看起来像是烟纸的一部分被剥掉，或是滤嘴靠近烟草的地方被摘除了。”我解释着，但这没有得到他进一步的反应，我只好继续在湿泥里摸索。
　　当我们开始走向停放的车子时，天渐渐黑了，抬着装有尸体的鲜橘包装尸袋的警察们无声地在昏暗中行进着。我们来到窄小且铺满木头的地方，一阵寒冷的北风吹袭过来，雨水变得冰冷彻骨。我那辆深蓝色公务车跟灵车一样配备齐全，用车后底部的扣环扣紧担架上的尸体，使其在运输过程中不至于移动。我坐到驾驶坐上，系好安全带，马里诺从另一边进到车里，摩瑞砰的一声把车后门关上。报刊记者和电视摄影师全程记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名记者不断地拍打我的车窗，而我把门锁了起来。
　　“上帝保佑，我实在希望我不会再被传唤到这样的现场来。”马里诺叫着，把车里暖气开到最大。
　　我启动车子，绕过几个水坑。
　　“看看那群秃鹰。”他瞪着他那边的后视镜，看着记者们仓皇跑向各自停放的车子。“一定有哪个混账透露消息给媒体，很可能就是摩瑞，那个一级傻蛋。如果他在我队上，我一定把他降去管理交通，转到穿制服的地方或服务台。”
　　“你记得从这里怎么转向64号公路吗？”我问。
　　“往前，在一个三岔路口转向左手边那一条路上，狗屎。”他打开车窗，拿出香烟。“没有比处在一个封闭并装有腐烂尸体的车子里更糟糕的事情了。”
　　30英里之后，我下车打开办公大楼的后门，按着内部墙上的红色按钮。那门在打开时发出刺耳的嘎嘎响声，里面的灯光流泻到外头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我回到车子旁，打开车后尾板，拉出担架，放下轮子，把他们推到停尸间去。这时有几个刑事科学检查员从电梯里出来对着我们微笑，但并没有向我们推着的东西看上一眼。担架上人体曲线隆起物就跟墙上的空心砖没什么区别。流淌到地面上的血和腥恶臭味相当令人难受，你会学着让路出来，并安静地快速通过。
　　我拿出另一把钥匙打开冰柜不锈钢门上的扣锁，然后找到挂在脚上的名牌纸片，填妥资料后，把他们转到双层冰柜里过夜。
　　“你介不介意我明天过来看看你检查这两具尸体的结果？”马里诺问。
　　“没关系。”
　　“是他们，”他说，“一定是。”
　　“恐怕是这样的，马里诺。韦斯利呢？”
　　“在回匡提科的路上，在那儿，他可以把他那穿着名牌鞋子的脚，高高跷在那张巨大的办公桌上，然后通过电话知道结果。”
　　“我以为你们两人是朋友。”我小心翼翼地说。
　　“喔，是啦，这就叫命，医生，就像我应该是要去钓鱼的。所有的天气预报都说天晴气朗，而就在我把小船放到水里的那一刻，就开始下起雨来。”
　　“你这个周末轮值夜班吗？”
　　“应该不是。”
　　“星期天晚上——要不要到我家来吃晚餐？6点或6点半左右？”
　　“好呀，我办得到。”他说，眼睛看往别处，但我仍然看到了他想隐藏却显露在眼里的伤痛。
　　我听说他的妻子大约是在感恩节前搬到新泽西州了，为的是照顾她不久人世的母亲。那之后，我和马里诺吃过几次晚餐，但他总是不愿意谈他的私人生活。
　　我开门进入验尸间，走向衣帽室，我通常把随身物品和为紧急事件准备的换洗衣物放在那儿。我觉得浑身肮脏污秽，死尸的恶臭黏腻在我的衣服里、皮肤上和头发间。我赶紧把穿到现场的衣服剥下来，放进一个塑料袋，再绑上一个条子，指示停尸间的管理员第二天一早把它交给清洁工人。然后来到淋浴室，在里面待了很久很久。

　　在马克搬到丹佛市后，安娜建议许多事项中的一件就是，要我把习惯努力折磨自己的伤害减到最低限度。
　　“运动。”她曾说过那讨厌的字。“内啡肽有助于减轻沮丧。你会吃得比较好，睡得比较好，感觉比较好。我想你应该重拾网球。”
　　依循她的建议实在是个令人羞辱的经验。自打青少年时起，我就几乎没有再触碰过网球拍，而且我的反手拍一直就打不好，在经过10年之后，本来可能具备的技巧，也都荡然无存。我参加的网球训练课订在每星期一晚上，因为我想那时在维斯伍俱乐部室内运动场的人们，都挤在酒吧里手持鸡尾酒，比较不太可能会从看台上往球场行注目礼。
　　离开办公室，我只剩下不多的时间，飞车赶到俱乐部，冲向女更衣室，换上网球服。从我的寄物柜里拿出我的网球拍，到达球场时，我还有两分钟时间。我开始做暖身运动，大胆地想弯下腰来触摸脚趾头，我的血液循环慢慢地开始加速。
　　泰德是职业球员，从绿色门帘后面现身，肩上扛着两篮球。
　　“听到消息之后，我以为今晚你不会来。”他一边说，一边把篮子放下，再脱掉运动夹克。他有着一身漂亮的古铜色肌肤，通常会以满脸笑容迎接我，说些俏皮话，但今晚他显得有些低沉。
　　“我弟弟认识弗雷德·柴尼，我也认识他，只是不太熟。”看了看周围几个场地上打着球的人们，他继续说，“弗雷德是我知道的好人中的一个，而且不只是我这样说，因为他……嗯，我弟弟对这件事真是惊讶得无以复加。”他弯下身来抓了满手的球。“那有些困扰我，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是那些报纸似乎只提弗雷德的女朋友是谁，好像只有帕特·哈威的女儿在这个事件中失踪。我不是说那女孩有什么不好，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就跟在他身上一样惊人可怕。”他停顿了下，“喔，我想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我说，“但如果替德博拉·哈威的家庭用另一个角度想，他们受到公众的注意，而且因为德博拉母亲的身份，他们永远不会有私下伤感哀悼的机会。不管你怎样看待，整件事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并且充满了不公平。”
　　泰德想了想，迎着我的眼睛。“我还没有这样想过，但你是对的，我想成名不见得都是好事，我也知道，你不是付我一个小时的钱只为了站在这儿聊天。你今晚想练习什么？”
　　“地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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