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摩瑞通知我，我要他答应我把这消息封锁住，所以哈威家还没有被告知，警方还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女儿死了。”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除非你向我不知道的人披露过。”
　　“哈威太太试过要跟我联络好多次了，但是我还没有跟她说过话，事实上过去几天我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就保持那样，”韦斯利坚决地说，“我要求你只对我一人报告。”
　　“会到这么一个时候的，彭顿，”我以同样坚决的语气说，“会到我必须发布死亡原因和情状的时候。根据法律，弗雷德的家人、德博拉的家人，都有权知道。”
　　“尽量拖延。”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沉默。
　　“彭顿？”我正怀疑他是不是还在线上。
　　“只一件事，在跟我商量之前不要有任何动作。”他再次顿了一下，然后说，“我假设你知道艾比·敦布尔签了约要写书的事吧？”
　　“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我回答，开始生起气来。
　　“她有没有再跟你联络？嗯，最近？”
　　再联络？韦斯利怎么知道艾比去年秋天曾来看过我？该死，马克，我心中骂着。他那晚打电话给我时，我曾提到艾比跟我在一起。
　　“我没有跟她联络。”我直率简慢地回答他。


6

　　星期一早上，我屋前的道路铺了层厚厚的白雪织就的毯子，天色灰暗，预示着更坏的天气就要袭来。我冲了杯咖啡，沉思着这种天气下自行开车到华盛顿到底明智不明智。我几乎要放弃我的计划了，然而最后还是打了个电话问州警，了解到95号往北的公路上没有积雪，而且北上到腓烈德利斯堡之后，雪就逐渐变小，地面上积雪只有一英寸【注：1英寸=2.54厘米】厚。另外，因为我的公务车无法驶出车道，于是我把厚纸板箱改放到我的奔驰车里。
　　当我转到州界，才想到如果我的车发生故障，或被警察拦下，我会很难解释为什么开着辆后车厢装有人体骨骼的非公务车往北走，通常展示出我的法医工作证并不足以说服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一回，我带着一个大型公事包，里头装满着变态狂用的性虐待用品装备，搭乘飞机到加州的经验。公事包被送到X光扫描带后，接下来我就被机场安全警卫带去，进行跟审问没什么两样的问话。而且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肯相信我是法医，要前往参加国家法医协会年会，并且我要以自体性欲窒息而死为专题做演讲。手铐、钉饰项圈、皮制吊带，以及其他不体面的奇怪东西是以前案件的证物，我还强调它们不是我的。
　　10点半时我来到华盛顿，在宪法大道和12街间找到停车位。自从几年前在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参加刑事人类学的课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我带着厚纸板箱来到大厅，那是个充溢着一盆盆兰花香味和游客嘈杂语声的所在，我真希望我也可以悠闲地观看恐龙和钻石、木乃伊棺木和乳齿象，永远不知道在这些墙里其实隐藏着荒芜冷酷的宝藏。
　　从天花板到地板之间的每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间，都有着游客看不到的绿色木制抽屉，里头装有无数死掉的动物，包括3万具以上的人体骨骼。每一个星期都会有许多来自不同地方，以挂号方式邮寄而来的骨头，要亚利克斯·维西博士来检验。有些残骸是属于人类考古学范围，有时则是熊或海狸的掌爪，或是看来像人类头骨的患脑水肿的小牛头骨，在路边被发现或在犁田耕作时出现，起初以为是被虐待致死的人骨。有些包裹的确带来坏消息，如被谋杀的人体骨头。身兼自然科学家馆长的维西博士，也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以及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员。
　　从面无笑容的安全警卫手中取到出入证，把它别好，走向黄铜制电梯，登上三楼。当我经过笼罩在昏黄灯光下，两侧是成墙抽屉的局促通道时，数层底下争看填充巨象的人潮语声渐渐远去，我开始感到被幽禁的恐惧。我记得，当时在这里面上了8小时的课后，变得多么急切于接收一些外在感官的刺激；冲到馆外，更让我有脱逃成功般的喜悦，人行道上汹涌的人潮让我感到亲切，交通繁杂的噪音让我松了口气。
　　我在上回看到维西博士的地方找到他，那是一个散置着不锈钢手拉车的实验室。手拉车中尽是鸟或动物的骨骼、牙齿、股骨，以及颚骨等，架子上有更多骨头和其他叫人不舒服的人体遗骸，像头盖骨、萎缩头骨等。维西博士顶着满头银发，戴着厚重眼镜，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打电话。待他放下话筒后，我就把箱子打开，拿出装有德博拉·哈威左手骨头的塑料袋。
　　“‘毒品沙皇’的女儿，是吗？”他不客气地问，从我手中拿走袋子。
　　那听来像是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从某方面来说，又相当正确，看来那原是个女孩儿的德博拉此刻已经仅存有科学检测用的价值，一块人体物质证物而已了。
　　“是的。”我说。而他从袋子里拿起一只指骨，开始轻轻地在灯光下转动察看。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凯，这不是发生在死亡后的割痕。虽然一些老的割痕可以看起来像新的，但新近的却不可能看起来像老旧的。”他说。“这割痕里面的颜色因外在环境而改变了，而且改变的程度跟其他骨头表面相同，另外，割痕开口向内弯的现象告诉我这不可能在死尸骨头上发生。活的骨头才可能弯曲，死尸骨头不行。”
　　“跟我的结论一样，”我回答，把一张椅子拉过来。“但你知道他们会问这个问题，亚利克斯。”
　　“当然，”他说，他从眼镜边缘透出视线看我一服。“你不会相信有什么样的东西送到我这边来。”
　　“我猜我能想像。”我说，不情愿地想起法医的良莠程度在州与州之间差异非常大。
　　“数月前，有个法医给我寄来一个盒子，一堆软体组织和骨头，他告诉我是个才出生的婴儿，在阴沟里发现，问题是不知性别和人种。答案是小小的公猎兔犬，两星期大。在那不久之前，另一个法医送来一具在不深的墓坑里发现的骨骸。他对那具尸体的死因完全没有头绪。我却找到40多个刀痕，开口向内弯，都是教科书上谈论活骨头柔软性的典型例子，绝对不是自然死亡。”他用他穿着的实验袍一角擦了擦眼镜。“当然，我也收到过另外一种：在解剖检验时弄出的割痕。”
　　“有没有可能这是被某个肉食性动物造成的？”我说，即使我知道那不太可能。
　　“虽说刀痕跟被食肉动物造成的痕迹并不能很轻易地辨别，但我能很确定地说，我们谈的是一种刀刃。”他站起来，愉快地说道，“让我们看一看。”
　　考古人类学的研究细节及工具很能引起我的兴趣，那使维西博士感到很快乐，他生气勃勃地移到一个解剖用的显微镜前，把骨头放到镜头下的中央。好久好久，他安静地透过镜头检视着，还不停地在镜下灯光中转动着那块骨头。然后，他说：“嗯，那根有趣。”
　　我等着。
　　“这是你发现到的惟一刀痕？”
　　“是的，”我说，“也许由你进行检查时会有其他发现，但我没有看到弹孔以外的东西。在她下腹第12根腰椎背面。”
　　“你是说那颗子弹击中脊椎？”
　　“没错，她是背后受击，我在脊椎骨上找到子弹。”
　　“知不知道枪击发生的地点？”
　　“我们不知道她是在树林的什么地方，或是不是在树林子里受到枪击。”
　　“而她手上有这个刀痕，”维西博士沉思着，再一次转向显微镜。“没办法知道哪一个先发生。在被枪击后，她应该会从腰部以下开始瘫痪，但她仍然可以挥动手。”
　　“那是个防卫性伤口吗？”我猜疑着。
　　“相当不寻常的一个，凯。刀痕通常不是应该在手背就是在手掌。”他往后靠到椅背上，抬头看我。“大部分的防卫性刀痕是在手掌。”他掌向外推出。“但她的伤口是在手背。”他转掌向内。“通常我把伤在手背的刀痕跟攻击性的自卫动作联想在一起。”
　　“拳击。”我说。
　　“不错。如果我持着一把刀向你走去，你一拳打来，你可能会伤在手背。当然，你就不太可能伤在手掌，除非你在某一时刻松开拳头。但比较重要的是，大部分防卫性刀伤是切片似痕迹。行凶者不是左右直线摆动就是直接刺戳，被害人举起手或前臂来挡住刀刃。如果那样的刀伤深入到了骨头，我通常就没有办法告诉你多少有关刀痕表面的推测。”
　　“而如果刀痕表面是由锯齿状的刀刃，”我插话进来，“以横扫切片的方式造成，那么我们通常无法从刀痕表面推测刀刃类型。”
　　“那就是这个刀痕有趣的原因之一，”他说，“这个伤痕毫无疑问是一把锯齿状的刀刃造成的。”
　　“那么她不是被划过一刀，而是被一刀砍下而受伤？”我困惑地问。
　　“是的。”他把骨头放到纸袋里。“根据残留刀痕上的锯齿状，显示出至少有半寸的刀刃砍进她的手背中。”回到他的办公桌前，他继续说，“至于施暴武器和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很抱歉这是我所能告诉你的猜测。你知道的，这类事有很多变因，而且我无法告诉你刀刃大小，或这刀痕是发生在她被枪伤之后或之前，还有她受到这刀伤时的姿势。”
　　德博拉有可能躺着，也可能跪着或站着，在我走回车子的途中，开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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