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某方面来说，中央情报局想要涉入，”马克解释着，“因为这些案件发生地点太靠近培力营。你当然知道中央情报局对于他们的训练活动相当保密。他们知道很多事情，远超乎任何人的想像，事实上，地方环境和百姓常常被纳入到他们的演习计划里面。”
　　“什么样的演习计划？”我问。
　　“比方说，监视。培力营的受训人员在监视活动的演练中，常以地方百姓作为——实验材料，一时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字眼。这些人员在公共场所，餐厅、酒吧、商场等设下监视作业系统，当然从来没有任何平民百姓注意到过。我猜，也应该没有伤害什么，除了地方居民不会喜欢知道他们被跟踪、观察，或摄录在带子上。”
　　“我想不会。”我不舒服地说。
　　“这些演习，”他继续道，“包括实际排练。一名人员可能会伪装汽车抛锚，拦下一辆汽车寻求帮助，试试他可以让这个人信任到什么程度。也许他会打扮成一名交通警察，或拖吊司机，或任何职业，那全是为了将来海外作业必须的练习，受训人员学习如何侦察，以及如何避免被侦察。”
　　“而那种运作方式，可以跟发生在这些情侣身上的事情联想在一起。”我插嘴。
　　“那就是重点，”韦斯利突然加入。“培力营有人开始担心。我们奉命监督估量这个状况。然后第二对情侣被发现死亡，手法跟第一桩案件相同，那模型就建立了。中央情报局开始紧张。他们一向都很多疑的，凯，他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发现他们培力营的人员在实际演练杀人的行动。”
　　“中央情报局从来就不曾承认培力营是它的主要训练场所呀。”我指出。
　　“那已是普遍的认知了，”马克看着我的眼睛说，“但你是对的，中央情报局从来就没有公开承认过，他们也不想。”
　　“那更加强了他们不希望这些谋杀案跟培力营联想在一起的理由。”我说，心中暗自热切地想要知道他此刻的心情。但是，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特别感觉。
　　“是的，外加一大串其他理由，”韦斯利接口。“公布出去会有毁灭性的杀伤力。你读过或看过任何对中央情报局的正面报导吗？菲律宾马科斯被控窃国和欺诈，而其答辩宣称马科斯家族进行的所有交易，中央情报局全都知道得很详细，还给予支持和鼓励……”
　　如果他没有什么感觉的话，他不会看来那样紧张，那样不敢看我。
　　“……然后诺瑞加被人揭发是中央情报局薪资名册上的人员，”韦斯利继续陈述他想到的案子。“不久前揭露出来的消息是中央情报局保护一名叙利亚毒品走私犯，进而导致恐怖分子顺利将炸药带入泛美747客机中，后来客机在苏格兰上空爆炸，造成270人死亡。更遑论最近有关中央情报局拟对亚洲的一些毒品争战提供经费，企图颠覆当地政府的说法。”
　　“如果事实真的指明，”马克说，视线从我身上转移开去，“那些年轻情侣是培力营的中央情报局人员谋杀的话，你可以想像公众的反应会怎样。”
　　“真叫人吃惊，”我说，努力让自己专注在讨论议题里。“但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那样确定这些谋杀是他们其中一员犯下的呢？他们有什么实质证据吗？”
　　“大部分只是旁证，”马克解释。“如象征黩武主义般留下一张纸牌，再如案件之间作案模式的相似性，以及手法和在‘畜牧场’里面与邻近城市乡镇街头的演练活动上的一致性。还有，尸体被发现的那些树林地带，在培力营里称之为‘杀戮区’，是人员练习投掷手榴弹、自动武器的地方，以及练习使用各种科技产品，如让他们可以在夜间的树林里清楚视物的夜视装备。他们也学习如何自卫，如何解除敌人武装，使之残废或徒手杀人。”
　　“那些情侣都没有明显的致死原因，”韦斯利说，“我们必须设想他们是在没有使用任何武器的情况下被谋杀身亡的。例如，绞死，或者割断喉咙，这跟游击队野战技巧有关，属快速敏捷又安静地结束敌人的方法。你割断他的气管，他就无法弄出任何声响。”
　　“但德博拉·哈威是被枪射杀。”我说。
　　“被一把自动或半自动武器，”韦斯利回答。“不是手枪就是乌兹类的枪枝。弹药不寻常，跟执法人员、外籍雇佣兵，还有以人类为射击目标的其他政府人员所使用的武器相关。你不会把有爆破功能的子弹或九头蛇——沙克子弹跟猎鹿用的相提并论。”停顿一下，他补充说道，“我想这会让你比较了解我们为什么不让帕特·哈威知道射杀她女儿的武器弹药种类是什么了。”
　　“至于哈威太太在她记者招待会里提到的恐吓威胁又是什么呢？”我问。
　　“那的确不假，”韦斯利说，“她接任全国禁毒办公室主任后不久，就有人扬言要对付她和她的家人。但是指控调查局没有严肃看待处理这件事，却不是真的。她以前就被威胁恐吓过，我们一直都很谨慎地处理。我们大约知道谁是最近几次威胁的主使者，但不相信那些跟德博拉的谋杀牵扯得上关系。”
　　“哈威太太同时提到一名‘联邦警员’，”我说，“她是指中央情报局吗？她知道你刚刚告诉我的事吗？”
　　“那让我担心，”韦斯利承认。“她的陈述似乎暗示她有些了解，而她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一切，只让我更焦虑，她有可能是指中央情报局。但是话说回来，也许不是。她拥有叫人不能轻视的消息网。首先，如果此事和毒品交易有关，那么她就有权力使用中央情报局的相关资料和情报。更麻烦的是，她同驻联合国前任大使走得很近，而该前任大使现在是总统外事情报咨询会议的一员，那会议的成员有权在任何时候接触最高机密的任何议题。那会议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很有可能哈威太太知道所有的事。”
　　“所以她就被算计了？”我问。“确定她变得非理性，不可信赖，于是就不会有人认真听她的陈述，那么即使她真的揭开隐藏真相的锅盖，也就没有人会相信她？”
　　韦斯利用拇指在他玻璃杯的边缘抚摸绕转着。“那很不幸。她不愿受到控制，更不肯合作。讽刺的是，我们比她还想抓到谋杀她女儿的凶手，理由相当明显。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地全力调查，动员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人员试图找到这个人——或这群人。”
　　“你现在告诉我的，跟你稍早提及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案件有可能是职业杀手干的，很显然的前后并不一致，彭顿，”我生气地说，“或者那只是你放出的众多烟幕弹之一，企图掩饰调查局真正的恐惧？”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职业杀手干的，”他冷酷地说，“老实说，我们知道的实在微乎其微。他们的谋杀可能含有政治因素，像我先前的解释。但如果我们要面对的是一名变得疯狂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工，那么这五对情侣的案件就有可能相互关连，属连续杀人犯所为。”
　　“那也可能是逐步发展成形的事例，”马克表示。“帕特·哈威曝光率很高，尤其在过去一年。如果我们要找的人是一名演练杀人行动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也许决定选择一个总统任命官员的女儿下手。”
　　“如此一来，就会增加刺激、风险，”韦斯利解释。“使那些杀戮有如人们印象中发生在中美洲、中东等地的秘密任务。另一种说法是暗杀。”
　　“我知道的是中央情报局根本就不应该介入暗杀事件，自福特主政之后就没有了。”我说，“事实上，中央情报局根本就不应该介入危及外国首领生命的政变。”
　　“那没有错，”马克回答，“中央情报局不应该介入那种事件。越战中的美国军人不应该杀害平民百姓，警察不应该在嫌疑犯和囚犯身上过度使用武力。可是当这些交由个人掌控处理时，有时候事情会失去控制，规则荡然无存。”
　　我无法不想到艾比·敦布尔。她对这事知道多少？哈威太太向她泄漏什么？这是艾比写书的真正内容？这就难怪她怀疑她的电话遭到窃听，而且被跟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甚至有后门直通椭圆办公室【注：指美国总统位于白宫里的办公室】的总统外事情报咨询顾问，都很有理由担心艾比要写的书，她当然也有理由恐慌。她也许正步入真正的险境里。
　　风安静下来，当韦斯利在我们身后把门关上时，一袭轻纱般的雾气回旋在树梢。我跟着马克进到他车里。刚才的讨论让我有得到答案并获得证实的感觉，然而我比以前更加不安。
　　我一直等到车子离开了小路才开口。“发生在帕特·哈威身上的事真是凶残粗暴得叫人难以忍受。她失去了女儿，现在她的事业和名声也毁于一旦。”
　　“彭顿跟把消息透露给媒体的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也没有像你说的有所谓的‘计划圈套’。”马克眼睛只看着前面黑暗窄小的道路。
　　“那跟我如何用词一点关系也没有，马克。”
　　“我只是重复你的话。”他回答。
　　“你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要在我面前装天真无邪。”
　　“彭顿已经尽他所能来帮助她，只是她跟司法部一直都像有着深仇大恨似的。对她而言，彭顿只是另一名跟她作对的联邦警员。”
　　“如果我是她，我也可能这样想。”
　　“就我了解的你，是很可能。”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我那份比帕特·哈威埋藏更深的怒气，翻飞飘移到表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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