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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晚要运动。”我闷闷地回答。
“老天,看来那会是你要我做的下一件事。”
仅仅是想到那儿,就让我们俩人不约而同的拿出自己的香烟。
我今天的网球课迟到了,一路上尽力抢黄灯地努力,最后还是宣告失败。我一只球鞋鞋带松掉,我握拍的手湿滑,而楼上正进行着墨西哥自助餐会,那表示观众台上充满着除了吃墨西哥袋饼、喝玛格丽特外无事可做的人们,当然也表示有人闲着可以看我出丑。连续五个反手拍,都把球击飞到底线之外,我开始微微蹲膝,放慢挥洒动作;接下去三个球却都挂在网上。截击凄惨,高飞球不值得一提。我越努力尝试,就变得越笨拙。
“你放开得太早,又击球击得太晚。”泰德来到我旁边。“后挥的幅度太大,没有足够的挥拍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换打桥牌。”我说,我的挫败转成怒气。
“你的拍面太开。试试把拍子早点拉后,肩膀转动,踏一步,在身前击球。尽量把球停在你的拍面上,越久越好。”
他跟着我到底线,示范着,击出几个球过网,看得我十分忌妒。泰德有米开朗基罗定义下的人体肌肉线条,有流畅的协调力,而且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旋转着球,使球在你头上飞跃,或直直落在你脚旁。我猜想着,这些杰出的运动员知不知道他们让我们这样的人有怎样的感想。
“你的问题多半在你脑子里,斯卡佩塔医生,”他说,“你来到这里,想要变成网球高手,事实上,你最好先回归现实。”
“哼,我倒是很确定我绝对当不成网球高手。”我嘟哝着。
“不要只专注在赢分,倘若你专心在不要输掉任何一分上,也许会比较好。打智慧球、布局,打回每一颗击来的球,直到你的对手失分或给你一个明显的机会。那边打的是真正的球赛。俱乐部水准的比赛不是在赢球,而是让对方输球。有人打败你不是因为他们比你多赢了几分,而是因为你比他们输了更多分。”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他点点头,“我打赌你在工作时不是这样没有耐心。打个比方说,我打赌你把每一颗来球都击回去,而且可以一整天都那样做。”
我并不确定,但泰德的教法却收到反效果,我的心思完全离开网球。哼,打智慧球。稍后,当我在浴缸里泡澡,我一头栽进这个想法里,很久很久。
我们是无法击败这个凶手的。子弹的圈套和报纸刊载攻击性的故事,一点用也没有,小小的防卫计策可能反而有效。能逃过逮捕的罪犯并不表示他们的计划完美无瑕,只能说是运气。他们会犯错,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是要认出那些错误,了解那些错误的重要性,判定什么是蓄意留下,什么不是。
我想到那些我们在尸体旁找到的烟蒂。凶手故意把它们留在现场吗?也许。那会是一个错误吗?不是,因为就证物而言,它们并没有价值,而我们无法断定那些烟蒂的品牌。将红心J留在汽车里是蓄意的,但这也不是一项错误,因为上面没有指纹。就算有什么,那些纸牌的目的也许只是在引导我们认为那个留下纸牌的人希望我们认为的。
用枪射击德博拉·哈威,我确定是一项错误。
然后是行凶者的过去,我正努力思考着。他不是突然间从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一夜间变成个经验丰富的杀手。在这之前他犯过什么罪,有什么样的邪恶?
就一方面来说,他很可能在8年前枪杀了一位老人的狗。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因为那事件指出了他是这个区域的人,对这里不陌生。我怀疑他以前就杀过人。
隔天早上,工作会议一结束,我就要我的电脑分析师——玛格丽特,给我培力营周围50英里以内,过去10年来发生的所有谋杀案件的副本。虽然我的目的不是寻找一对被害人的谋杀案,但我找到了。
档案号码是C0104233和C0104234。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相关案件,那发生在我搬迁到弗吉尼亚州之前的几年。我回到我办公室关上门,带着渐增的兴奋翻阅研读着档案。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在8年前的9月被谋杀,是乔伊斯先生的狗被射杀后的一个月。
这两名女子在8年前的9月14日星期五晚上失踪时,都只20岁出头,第二天在教堂的墓园发现她们的尸体。一直到隔天,伊丽莎白的德国福斯车,才在一家莱特弗60号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停车场发现,离威廉斯堡不远。
我开始研究解剖报告和人体资料表。伊丽莎白·莫特颈边被射了一枪,经研判她随后胸部被刺一刀,喉咙被割破。她衣衫完好,没有遭性侵犯的迹象,体内没有子弹,手腕上有绳索捆绑的痕迹,没有防卫性伤口。然而,吉尔的报告上揭诸的却是另一种情形。她双手前臂以及手上都有着防卫性伤痕,脸上、头皮上有着想来是以手枪挥击所造成的挫伤和割伤,她身上的衬衫被撕破。很显然,她曾奋力挣扎,造成她最后被戳刺11刀。
根据档案里留有的剪报,詹姆士市警局说这两名女子最后被人们看到是在威廉斯堡的安佳酒吧喝啤酒,她们在那儿大约待到晚上10点钟。假设的理论是说,她们在那里见到那个攻击者,一个“酒吧里的好好先生”型的男人,那两名女子于是跟他一块儿离开,随着他到最后发现伊丽莎白车子的那个汽车旅馆。接着他绑架她们,也许就在停车场上,强迫她们开车载他到案发的教堂墓地再谋杀她们。
对我而言,有太多的情节不合逻辑。警察在那辆德国福斯车的后坐找到无法解释的血迹。血型跟两名女子不符合。如果说血是凶手留下的,那么是怎么发生的呢?他跟其中一名女子在后坐缠斗过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没有找到她流下的血呢?如果两名女子都坐在前坐,他在后坐,那么他是怎么受伤的呢?如果他是在墓园跟吉尔搏斗时受伤,但也没有道理呀。在谋杀后,他必须开她们的车从墓园回到汽车旅馆,那么他的血应该在驾驶坐上,而不应该在后坐。最后,如果这名男子蓄意要在跟那两位女子发生性关系后谋杀她们,为什么不在汽车旅馆的房间就杀了她们?为什么这两位女子在做精子检验时呈阴性反应?难道说她们在跟这个男人发生性行为后,清洗过身体?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三人性行为?哦,也许吧,这个工作做久了,没有什么是我没见过的。
我拨内线电话到电脑分析师办公室找到玛格丽特。
“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些其他资料,”我说,“詹姆士市警局R.P.蒙塔纳警探经手的所有谋杀案件,而且尸体呈毒品阳性反应的细表。我想立刻就得到那些资料,你可以帮忙吗?”
“没问题。”我可以听到她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
我拿到案件一览表时发现,由蒙塔纳警探调查的毒品阳性谋杀案共有6件。伊丽莎白·莫特和吉尔·哈灵顿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因为她们死后的血液对酒精呈阳性反应。不过,每一项报告都无关紧要,其浓度都少于0.05。另外,吉尔对利眠宁和克利汀纽姆的测试呈阳性反应,那是存在于莱勃瑞克斯成药里的活性药物。
我伸手拿起电话筒,拨詹姆士市警局警探组的号码,要求跟蒙塔纳说话。接电话的人告诉我他现在是内部事务组组长,然后把我的电话转到他办公室。
我尽量小心应对。因为如果我听起来像是觉得那两名女子的谋杀案跟其他5对情侣的死亡有牵扯的话,我担心蒙塔纳会退缩,不愿意继续交谈。
“蒙塔纳。”一个低沉的声音回答。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
“你好吗,医生?就我看,住在里士满的人,还在射杀彼此哪。”
“是没有好多少,”我附和着,“我正在做毒品阳性反应谋杀案的研究,”我解释。“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就电脑纪录中你侦办的几件案子问些问题。”
“说吧,但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可能在细节上会有些模糊。”
“基本上,我只是对某些情节有兴趣,一些有关死者的细节。你侦办的案子,大多数都发生在我来到里士满之前。”
“喔,是的,那时是凯戈尼医生的时代。跟他一块儿工作真有意思。”蒙塔纳笑着。“永远不会忘记他有时会用没有带手套的双手在尸体附近摸索。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担忧的,除了孩子。他不喜欢解剖孩子。”
我开始回顾电脑调阅出来的资料,而蒙塔纳对于每个案件回想到的细节都没有让我感到惊讶。酗酒和家务问题造成丈夫枪击妻子,或反过来——这发生在一桩警察局胡乱谑称为史密斯和韦森离婚案里;一个在溪流发现的男尸,跟几个伙伴喝酒时,因扑克牌游戏不知怎么起了争执,被喝醉的伙伴殴打致死;一个血液里有0.30酒精浓度的父亲,被他的儿子枪击死亡等等。我把吉尔和伊丽莎白的案件留到最后。
“我尤其记得她们,”蒙塔纳说,“对发生在那两个女孩身上的事,我只能用怪异一词来解释。我不认为她们是那种会跟在酒吧初识的男子一起到汽车旅馆去的放荡女人。她们两人都有大学学历、很好的工作,聪明且迷人。就我而言,我会说那个她们遇到的男人绝对非常、非常狡猾,不是那种脸红脖子粗的乡下佬。我总是在猜,那是一个偶然路过的家伙,不是这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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