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个公事包，鼓鼓地装满着笔记、地图、访谈记录、图表、证据细目、电话日志等。这实在说明了在其辖区内几乎没有谋杀案件发生的典型行为。像这样的案件在他们职业生涯里，顶多碰上一两件，他们于是小心地，几乎是拘泥于细节地处理。
　　“墓园就在教堂旁边。”他把一张照片移到我近旁。
　　“它看来相当古老。”我说，赞叹着经年累月暴露在风雨阳光下的砖墙和石板。
　　“它是，也不是。原先建筑于18世纪，一直没有问题，直到大约20年前，因为装置在里面的电线失火造成损毁。我记得看到冲天烟雾，当时我正值勤巡逻，还以为是我邻居的农仓失火。一些史迹团体对它发生了兴趣，复建的条件是从里到外都跟以前一样。
　　“你从这第二条路过去——”他敲着另一张照片，“从60号公路转向西边不到两英里，距安佳酒吧西边大约4英里，那是两个女孩最后被人看见的地方。”
　　“谁发现尸体的？”马里诺问，眼睛徘徊在散开的照片上。
　　“一个在教堂工作的管理员。他星期六早上过去打扫，为礼拜天做准备。他说一到教堂就看见草丛里有两个看来像是睡着的人，躺在距墓园铁门大约20英尺处，从教堂的停车场可以看到尸体，看起来，那个下手的人一点都不关心是不是有人会发现尸体。”
　　“那是不是说星期五晚上教堂没有活动？”我问。
　　“是的，小姐，教堂锁得严严密密的，没有进行什么活动。”
　　“那间教堂会不会曾在礼拜五办活动呢？”
　　“偶尔会。有时青年团体在星期五晚上聚会，有时唱诗班会来练习，类似那样的事。重点是，如果依事先选择这个墓园作为谋杀的场所，实在说不通，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确定教堂那天会不会有人，一星期中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不是。因此我猜测这桩谋杀案是随机的，是那女孩们遇到了某人，也许就在酒吧里。这里面没有什么让我以为这谋杀事前经过小心的策划。”
　　“凶手持有武器，”我提醒蒙塔纳，“他有一把刀和一只手枪。”
　　“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携带刀子、枪枝，放在他们车里甚至随身携带。”他平铺直叙地说。
　　我拾起现场拍摄的尸体照片，开始小心仔细地研究着。
　　两名女子距离彼此不到一码远，躺在两块倾斜的花岗石墓碑间的草丛里。伊丽莎白的脸朝下，双腿微微张开，左手在她肚子下，右手在身侧直直放着，瘦削，短棕发，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白色的套头毛衣，在脖子处有深红血迹。另一张照片，她的尸体被转过来，毛衣前面像是浸泡在血液里一样，眼睛呈现死人空洞的瞪视。她喉咙上的刀割不深，颈部的枪伤没有立即使她失去行动力，我记得她的解剖报告说，致她于死地的，是她胸前的刺戳伤口。
　　吉尔的创伤更支离破碎。她仰面躺着，脸上满是干渍成条的血痕，我根本无法看出她生前的样子，只注意到她梳着短黑发，有挺直漂亮的鼻子。跟她同伴一样，她也是瘦长型的，穿着牛仔裤，一件淡黄色棉质衬衫，满是血迹，没有扎进裤腰内，腰间处遭撕裂，暴露着比她同伴多数倍的刺戳伤口，有一些直刺穿过她的胸罩。她前臂和双手间有很深的刀痕。她喉咙上的刀痕很浅，也许是在她已经死去或几乎死去时割出来的。
　　这些照片因为一项关键性的因素而变得价值非凡。它们揭诸了一件事，一件我无法从这个案件的档案资料中看出来的，不管是报纸简报或调查报告。
　　我看了马里诺一眼，我们的眼光相遇。
　　我转向蒙塔纳。“她们的鞋子呢？”


14

　　“你知道，你提到的那点实在很叫人纳闷。”蒙塔纳回答。“我一直没办法解释这些女孩为什么要把鞋子脱掉。莫非她们穿上衣服离开汽车旅馆时，因为时间紧迫而没有来得及穿？我们后来在福斯汽车里找到她们的鞋子和袜子。”
　　“那天晚上天气暖和吗？”马里诺问。
　　“是的。不过，都一样的，我想她们穿上衣服时，应该也会把鞋子穿上。”
　　“我们并不确定她们是不是真的曾经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待过。”我提醒蒙塔纳。
　　“这点倒是没有错。”他同意。
　　我不知道蒙塔纳是不是看了《华盛顿邮报》上连载的系列报导，里面提到其他谋杀案件里遗失的鞋子和袜子。即使他看过，也不像是已经把这些细节连结在一起的样子。
　　“当时你可曾跟一位名叫艾比·敦布尔的记者接触过？她是那位报导吉尔和伊丽莎白谋杀案的记者。”我问他。
　　“那个女人就像个狗尾巴上绑着的锡罐一样，到处跟着我。我每到一个地方，她就在那儿。”
　　“你记不记得曾告诉她有关吉尔和伊丽莎白赤足的事？你曾把这些现场照片给艾比看过吗？”我问，因为艾比如此机灵聪慧，绝不会忘记像那样的细节，特别是这个细节现在变得如此重要。
　　蒙塔纳毫不迟疑地说：“我是跟她谈过话，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把这些照片拿给她看过，也对我说的话很小心。你看过那时的报导，对不？”
　　“我是看到了一些文章。”
　　“那里面并没有提到罹难女孩们的衣着，吉尔衬衫被撕破，以及她们没有穿上鞋子和袜子等细节。”
　　那么艾比不知道，我心中想着，松了一口气。
　　“我在解剖报告上看到两名女子的手腕上都有着绳索的痕迹，”我说，“你找到了任何可能用来绑缚她们的东西吗？”
　　“没有，小姐。”
　　“那么很显然，他在杀了她们之后把绳索解开了。”我说。
　　“他相当小心。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弹壳、武器，或可能用来捆绑她们的东西。没有精液，所以看来不像发生了强暴，但也许有只是无法确定。两个人的衣服都穿得好好的。看看这个，就这个女孩衬衫被撕破——”他伸手拿一张吉尔的照片，“那可能是他跟她争斗时造成的。”
　　“你在现场是否找到任何扣子之类的东西？”
　　“一些，靠近她尸体的草地上。”
　　“烟蒂呢？”
　　蒙塔纳开始安静地翻阅他的文件。“没有香烟头。”他停顿了一下，抽出一份报告。“你猜我们找到什么，一个打火机，品质相当不错的银制品。”
　　“在哪里？”马里诺问。
　　“距尸体大约15英尺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墓圆周围有铁栏杆。你从这个铁门进去。”他展示着另一张照片。“打火机在草地上，距铁门五六尺。很贵的那种，像墨水笔一样的瘦长，是那种点烟斗用的。”
　　“坏了吗？”马里诺问。
　　“功能正常，也上光打蜡得很漂亮，”蒙塔纳回忆着。“我很确定那不属于那两个女孩。她们都不抽烟，我访谈过的人没有一个记得见过她们带着那样一个打火机。它也许是从凶手的口袋里掉出来的，无法得知。也有可能是别人遗失的，像是一两天前到那里闲逛的人。你知道，有些人就喜欢到墓园走走，看看墓地。”
　　“这个打火机做过指纹鉴定吗？”马里诺问。
　　“无法在表面采到指纹。银器表面刻有这些十字符号，就像你平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有花纹的钢笔。”他若有所思地把眼光调开。“这玩意儿大概值个100元。”
　　“你是不是还留着那个打火机和在那里找到的扣子？”我问。
　　“我留有这个案子的所有证物，总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案子了结。”
　　蒙塔纳的这份希望没有我来得强烈。马里诺和我在他离开了好一阵子后，才开始讨论盘旋在我们脑海里的点滴。
　　“是同一个该死的杂种，”马里诺说，面露不可置信的表情。“那个该死的坏蛋要她们脱掉鞋子，就像他对其他情侣所做的一样，让她们在走向预定的杀戮地点时，因走不快而放缓速度。”
　　“那个地方不会是墓园，”我说，“我不相信那是他选定的地方。”
　　“是啰，我想他在迫使那两个女子就范时发生了意外，她们不肯合作——或者跟福斯汽车后坐的血迹有关，所以他叫她们在中途看到的第一个可能地点停下车子，那刚巧是一个黑暗、无人烟，而且有墓园的教堂。你有弗吉尼亚州的地图吗？”
　　我回到书房找到一份，马里诺把它摊开在厨房餐桌上，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
　　“看看这个，”他说，面色凝重。“转上教堂的叉路就在60号公路的这里，若过了叉路再往前走大约两英里就可以转向通往一片树林的另一条叉路，那个地方就是在五六年后发现吉姆·弗利曼和邦妮·史迈斯尸体的所在。我要说的是，那天我们开车去找乔伊斯先生的时候，就开车经过这条该死的叉路。”
　　“我的老天，”我惊呼着。“我在想——”
　　“没错，我也在想，”马里诺打岔。“也许那个坏蛋真是在那里查看树林，选择地点，而混账跑来吓了他一跳，他于是枪伤了那条狗。一个月之后，他绑架了他的第一对牺牲者，吉尔和伊丽莎白。他想要强迫她们载他到这片树林区，但事情失去控制，他把车程缩短，或者他慌乱了，要吉尔或伊丽莎白转向错误的叉路。接着，他看到这间教堂，然后他真的吓坏了，明白他们没有拐向应该要转的路，也许他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
　　我试着想像。其中一个女子开着车，另一个坐在前坐司机旁，凶手在后坐拿着枪指着她们，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他流下那么多的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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