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小心射伤了自己吗？那不太可能。他用他自己的刀割伤了自己？也许，但同样的，那也很难让人相信。从蒙塔纳的照片上可看到汽车里的血迹似乎是从驾驶坐旁的乘客坐位上靠头部分的后面开始滴落，坐椅后面也滴有血迹，后坐上也有一滩血。这可以想像为凶手就坐在乘客坐位后面的位子，上身往前倾斜。是他的头还是脸流着血吗？
　　或是流鼻血？
　　我把这假设向马里诺提出。
　　“果真那样的话，一定相当严重，才会流那么多的血。”他想了一下，“所以也许是其中一个女子用手肘往后顶了一下，击中他的鼻子。”
　　“如果其中一个女子那样对你，你会怎样？”我说，“假设你是凶手。”
　　“她不会有机会再做一次。我也许不会在汽车里枪杀她，但我可能会握拳挥打，或者用枪托敲她脑袋。”
　　“前坐没有血迹，”我提醒他，“完全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一个女子在车子里受过伤。”
　　“嗯……”
　　“很复杂困惑，对不？”
　　“是。”他皱着眉，“他坐在后坐，往前倾靠，突然间开始流血？像狗屎一样复杂。”
　　我重新煮一壶咖啡，继续抛出更多假设。打一开始，就持续出现一个人怎么降服两个人的问题。
　　“车子是伊丽莎白的，”我说，“让我假设是她在开车。很显然，在这时她的手没有被捆绑。”
　　“但吉尔的手一定被绑上了。他也许在行驶中把她的双手绑起来，譬如要她把手举起来高过头顶，他从后坐绑上。”
　　“或者他可以强迫她转身过来，把手臂伸过坐椅靠头的部分，”我提议，“这可能是她击打他的脸的时候，如果那真的发生过。”
　　“也许。”
　　“不管怎样，”我继续说，“我们都假设当他们终于停下车时，吉尔已经被绑起来，而且赤脚。接下来，他命令伊丽莎白脱掉她的鞋子，再捆绑她，然后用枪强迫她们走进墓园。”
　　“吉尔双手和前臂上有很多刀痕，”马里诺说，“那些伤痕跟她用被绑的双手挡开刀子的状况是否吻合？”
　　“只要她的双手是绑在她身前，不是身后。”
　　“把她们的双手绑在身后会比较明智点。”
　　“他也许在那次不顺的行动后了解到那点，也因此改善了他的技巧。”我说。
　　“伊丽莎白没有任何防卫性伤口？”
　　“没有。”
　　“那坏蛋先杀了伊丽莎白。”马里诺做出决定。
　　“你会怎样做呢？要记得，你有两个人质要处理。”
　　“我会要她们两人脸朝下躺在草地上。我会把枪抵住伊丽莎白的头后面，要她听命于我，然后我准备要在她身上动刀。如果她意外地挣扎反抗，也许我会扣下扳机打死她，即使我原本不打算那样做。”
　　“那也许可以解释她为什么脖子上有枪伤。”我说，“如果他是把枪抵住她后脑勺，而她反抗，枪口可能会滑开。这情节让人回想到发生在德博拉·哈威身上的事，除了我十分怀疑她被枪击时，是躺倒在地上的。”
　　“这家伙喜欢用刀，”马里诺回应，“他是在事情出乎他计划之外时才用到枪。而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那只发生过两次，伊丽莎白和德博拉。”
　　“伊丽莎白被枪打伤，然后呢，马里诺？”
　　“他杀死了她，然后对付吉尔。”
　　“他跟吉尔有打斗。”我提醒他。
　　“那一定有争斗。她的朋友才刚被杀，吉尔知道她不会有活命的机会，不如全力挣扎反抗。”
　　“或者她早已开始跟他搏斗了。”我大胆地提出。
　　马里诺眼睛眯了起来，露出满腹怀疑的表情。
　　吉尔是一名律师，我不认为她对恶行重大罪犯的性格特征毫无认知。当她和她的朋友被强迫在深夜走向墓园时，我怀疑吉尔早已知道她们两人都要死了，其中一个或她们两个在他打开铁门时可能就已经开始反抗。如果那个银制打火机真是属于那凶手的，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时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然后，也许马里诺是对的，凶手迫使两个女子脸面朝地地躺下，但当他开始向伊丽莎白下手时，吉尔恐慌了，意图保护她的朋友。枪开火，射中伊丽莎白的颈子。
　　“吉尔身上的伤痕，显示一个狂乱的特征，那个人生气、恐惧了，因为他无法控制局面。”我说，“他也许用枪打她的头，爬上她的身体，撕开她的衬衫，开始猛刺猛戳。最后，做了个告别姿态，切割她们的喉咙。然后他开着那辆福斯汽车离开，把它弃置在汽车旅馆，走路离开，也许回到他车子的所在。”
　　“他身上应该会有血，”马里诺考虑着。“很奇怪驾驶坐上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只后坐有。”
　　“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对情侣的汽车驾驶坐旁发现到任何血迹，”我说，“这个凶手非常小心。行凶前也许准备了换穿的衣服、毛巾，谁知道还有什么。”
　　马里诺在他口袋里摸索一阵，拿出一把瑞士军用小刀，开始在一张餐巾纸上修剪他的指甲。天知道多丽丝是如何忍受那些岁月的，我心中想着。马里诺也许从来就不管清理烟灰缸、把碗碟放到洗碗槽里，或把他自己的脏衣服从地板上捡起来等等家务琐事。我讨厌去想像他离开浴室之后，浴室变成的样子。
　　“‘艾比·敦布狗’仍试着跟你联络吗？”他问着，没有抬起头来。
　　“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喊她。”
　　他没有回答。
　　“她过去几天没有再试，至少我没有接收到。”
　　“我想你也许有兴趣知道她和柯利弗德·林之间不仅仅只是同事关系，医生。”
　　“什么意思？”我不安地问。
　　“我是说这个艾比着手努力收集有关那些情侣的故事，跟她被迫从刑事报导案件中调离开来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在修剪他左手拇指，剪下的指甲落在餐巾纸上。“很显然，她变得非常古怪，以致于新闻室里再也没有人可以跟她共事。事情在去年秋天达到顶点，就是她来到里士满看你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恶狠狠地瞪着他。
　　“我听到的，是她在新闻室里大大出了一场丑，把一杯咖啡泼到林的腿上，然后飓风般溜出去，没有告诉她的编辑她见鬼地要去哪儿，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接着她就被调到专栏组。”
　　“谁告诉你的？”
　　“彭顿。”
　　“彭顿怎么会知道发生在《华盛顿邮报》新闻室里的事情？”
　　“我没有问。”马里诺把小刀缩回去，放到他口袋里。他站起身，把餐巾纸卷起来，丢到垃圾桶。
　　“最后一件事，”他站在我厨房中间说，“那辆你想找到的林肯车。”
　　“怎样？”
　　“是1990年出厂的，车主登记是巴瑞·阿蓝诺夫，38岁，来自罗诺克，白人男子。在一家医药供应公司工作，是个销售员。外出旅行的机会很多。”
　　“这么说你跟他谈过了？”我说。
　　“跟他老婆谈过。他去出差了，从过去两星期到现在。”
　　“当我看到那辆车出现在威廉斯堡时，他原来应该在哪里？”
　　“他老婆说她不确定他的行程。好像有些时候他会每天换不同的城市，到所有的地方转转，包括外州。他的责任区最北到波士顿。就她记忆所及，你说的那个时间，他是在潮水镇地区，准备要搭飞机离开新港纽兹，前往麻萨诸塞州。”
　　我沉默下来，马里诺把这个视为尴尬，事实上不是的，我在思索。
　　“嘿，你做了很有水准的侦探工作。把一个车牌号码写下来，进而追踪，没什么错。你应该要高兴，证明了你没有被什么鬼跟踪。”
　　我没有回答。
　　他又说：“你惟一弄错的是颜色。你说那辆林肯是深灰色，阿蓝诺夫的是棕色。”

　　那天晚上，被狂风吹得剧烈摇晃的树木上空，不断传来交击映现着的闪电，夏日风暴正猛烈地释放出它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我坐在床上闲闲地翻阅着几份期刊，等着蒙塔纳家的电话能够拨通。
　　他的电话不是坏了，就是有人在过去两小时中持续使用着电话。他和马里诺离开后，我记起在那些照片中看到的一个细节，让我想起安娜最后告诉我的一件事。吉尔公寓里，客厅一张椅子旁的地毯上，有一叠法律文件，几本非当地的报纸，和一份《纽约时报》周日版。我自己从来不费神玩填字游戏，天知道我现实生活中就有太多事等着我去理清，但是我知道《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就像制造商的折价券一样广受欢迎。
　　我伸手拿起话筒，再次试拨蒙塔纳家的号码，这回终于通了。
　　“你有没有想过要申请接插拨服务？”我尽量耐心地问道。
　　“我是想过要另外申请一条线给我那十来岁的女儿。”他说。
　　“我有个问题。”
　　“请说。”
　　“当你搜索吉尔和伊丽莎白的公寓时，我估计你翻阅过她们的邮件。”
　　“是的，小姐。持续一段时间检查她们的邮件，看看有什么东西寄过来，是谁写信给她们，还查看她们的刷卡账单等等。”
　　“你能告诉我吉尔邮购订阅的报纸吗？”
　　他停顿了一下。
　　我脑中闪过了一件事。“我很抱歉，她们的案件资料很可能放在你办公室里……”
　　“没有，小姐。我直接回到家来，资料就在这里。我只是试着回想，今天事情太多了。你能等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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