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这个混蛋，要他解释几星期前为什么要用阿蓝诺夫的牌照到处开车游逛。”
　　“我们无法证明他调换牌照，只有凯和艾比的证词对他不利而已。”
　　“我们只要法官签发一张搜查证，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搜查。也许我们会找到10双鞋子，”马里诺说，“或者一支乌兹、一些九头蛇——沙克弹药，谁知道我们会找到什么？”
　　“我们是计划那样做，”韦斯利继续说着，“但得一件一件来。”
　　他起身再去倒些咖啡，马里诺拿起我的杯子和他自己的，也跟着他走。“交易所”在这个早上没什么人。我环顾四周没有顾客的桌子，电视在另一边角落上，我试着想像这里晚上的样子。训练中的警员生活得像教士。异性、酒精和香烟在宿舍内是禁止的，同时房间也不能上锁。“交易所”提供啤酒和葡萄酒。如果要有争执抗斗，或卤莽的言行，应该都是在这里发生。我记得马克告诉过我，有一个晚上他拉开一场以一对多的打斗场面，那是一个新来的联邦调查局警员，太过于投入他的家庭作业，决定要“逮捕”一桌子的毒品贩子。桌子被掀翻，啤酒和爆玉米花洒了遍地都是。
　　韦斯利和马里诺回到桌畔放下咖啡，韦斯利脱下他珍珠灰的西装外套，整齐地搭在椅背上。我注意到，他里面穿着的白色衬衫几乎没有什么绉褶，丝质领带上有孔雀蓝配白色小鸢尾花的图饰，还穿着孔雀蓝吊带。马里诺跟他这位高贵伙伴配在一起，是道道地地的陪衬物。他即使穿上最典雅的西装，也因为他那伟大的肚腩，无法鹤立鸡群般凸显出来，但是我仍然要为他喝彩。这些日子以来他的确很努力试着改变。
　　“对斯浦勒的背景你知道多少？”我问。韦斯利正在写笔记，马里诺则在读一份档案，两个男人似乎都忘了这张桌子上还存在着第三个人。
　　“他没有什么记录，”韦斯利回答，抬起头来，“从来没有被逮捕过，过去10年内，甚至没有收到超速罚单。他于1990年2月，跟弗吉尼亚海滩的交易商买下那辆林肯车，用一辆86年的老车来交换，然后以现金补足剩余的差额。”
　　“那他应该很有些钱啰，”马里诺评论着，“开昂贵的车子，住在一栋好房子里，很难相信他那间书店会赚到这么多钱。”
　　“他没有赚那么多，”韦斯利说，“根据他去年的税单，他的收入少于3万美元，但是他有超过50万的资产，包括一个融资账户，滨水地区的房地产和股票等。”
　　“啧啧。”马里诺摇着头。
　　“有任何需要他抚养的人吗？”我问。
　　“没有，”韦斯利说，“没结过婚，双亲都已过世。他的父亲在北尼克是个非常成功的房地产商，在斯蒂芬二十出头时过世。我怀疑这就是他的金钱来源。”
　　“他母亲呢？”我问。
　　“她在他父亲死后一年过世，癌症。斯蒂芬出生得很晚，他母亲怀他时是42岁。惟一手足是一个哥哥，叫戈登。他住在德克萨斯州，大斯蒂芬15岁，已婚，有4个孩子。”
　　韦斯利再次浏览他的笔记，接着提供更多信息。斯浦勒在格洛斯特出生，就读弗吉尼亚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加入海军，但在那里待了不到4个月。之后，在一家印刷工厂工作了11个月，主要任务是维修机器。
　　“我想要多知道他在海军服役那段时间的情形。”马里诺说。
　　“没有多少可讲的，”韦斯利回答，“训练期满后，他被送到大湖区的营地。他选择记者作为他的专长，被分派到印第安纳波里【注：印第安纳州首府】的福特·本杰明·哈里森地区的国防情报学校去。接着分发到他的派任地点，在诺福克大西洋舰队的指挥官麾下工作。”他读着笔记里的资料。“约一个月后他父亲过世，斯蒂芬接到退役令，得以回到格洛斯特去照顾他的母亲，他母亲当时已经因为癌症而病重。”
　　“他哥哥呢？”马里诺问。
　　“很显然他无法从他的工作和在德州的家庭责任中抽身。”他停顿下来，看了我们一眼。“也许另有一些原因或理由。斯蒂芬和他家人的关系确实很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我短期内不会知道更多。”
　　“为什么？”我问。
　　“在这个阶段跟他哥哥对质，对我而言太冒险。我不希望他跟斯蒂芬联络，透露我们这里的消息。戈登也不太可能会跟我们合作。家庭成员之间在遇到这样的情形时，通常会比较倾向于护卫彼此，即使他们平常不能和睦相处。”
　　“嗯，你已经跟一些人谈过了。”马里诺说。
　　“海军里的几个人、他以前工作过的印刷厂的老板。”
　　“他们对这个坏蛋说了什么？”
　　“性格孤僻，”韦斯利说，“不是做记者的好材料。对阅读比访谈别人或写故事要有兴趣。很明显的，印刷厂的工作非常适合他。他待在后面，当事情没那么忙时，就把鼻子埋在书堆里。他的老板说斯蒂芬乐于修理印刷机，以及其他不同的机器，还将它们保持得清洁无尘。有时他会几天不跟任何一个人说话。他的老板用孤僻异常来描述斯蒂芬。”
　　“他老板提供了什么例子吗？”
　　“有几件，”韦斯利说，“一名印刷厂雇用的女工有天早上被一个纸张切割机切断了指尖。斯蒂芬非常生气，因为她流的血把他才清理干净的机器弄得满是血迹。他对他母亲死亡的反应也很奇怪。斯蒂芬当时正在利用午餐时间看书，医院打电话来通知。他没有任何情绪反应，只是坐回椅子上，继续读他的书。”
　　“一个充满温情的家伙。”马里诺说。
　　“没有人以温情描述过他。”
　　“他母亲过世后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那之后，我假设，斯蒂芬得到他的遗产，搬到威廉斯堡，承租了商人广场的店面，开始庄家房的营业。这是9年前的事。”
　　“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被谋杀的前一年。”我说。
　　韦斯利点头，“当时他已经在这个区域里了，而这些谋杀案发生的期间，他也都没有离开过。自书店开张以来，他就一直在那里工作，除了有5个月的时间不在，嗯，7年以前。店面那时关门。我们不知道斯浦勒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
　　“他一个人经营那家书店？”马里诺问。
　　“那只是个小小营业单位，没有其他雇员。星期一休息。我们注意到当店里没什么生意时，他就只坐在柜台后读书，如果他在关门时间以前有事离开，他不是干脆早些关门，就是留张标示说他会在什么时候回来。他同时装有答录机，如果你在找特定的书，或要他帮忙搜寻一些绝版书，你可以在他电话上留言。”
　　“奇怪的是，这么一个不喜欢社交的人，会开这样一个需要跟顾客有很多接触的店，即使那种接触非常短暂。”我说。
　　“事实上相当合适，”韦斯利说，“那书店其实对一个有窥淫癖的人来说是个极佳巢穴，这可以满足他观察人们的强烈欲望，又同时无须亲身跟人们有任何实质交谊。我们注意到威廉和玛丽学院的学生常常光顾他的店，特别是因为斯浦勒有不寻常的绝版书，还有一般流行的通俗小说和非小说类，同时还有大量的间谍小说和军事杂志，那些对附近的军事基地人员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他是凶手，那么观察年轻、有吸引力的情侣，和到他店里来的军事人员会对他的窥淫癖好有更大的蛊惑力，同时骚动起他自身不合格、挫败、愤怒的情绪。他会开始怨恨他忌妒羡慕的对象，也忌妒羡慕他痛恨的对象。”
　　“我怀疑他在海军服务时期是否曾被讪笑戏弄过。”我臆想推测着。
　　“就我知道的资料，他的确有，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来说，他有那种经验。斯浦勒的同伴们视他为胆怯柔弱、失败的人，同时，虽说他在纪律上没有什么问题，他的长官仍然认为他目中无人又冷漠疏远。斯浦勒从来就没有女伴，一直独来独往，一半是出于自我选择，也因为其他的人觉得他的性格特别无趣。”
　　“也许加入海军是他曾经最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时候，”马里诺说，“成为他最想成为的人。父亲过世，又必须照顾生病的母亲。在心理上，他必定认为他被毁了。”
　　“那很可能，”韦斯利同意，“不管怎么说，我们面对的这个凶手会相信他遭遇到的困难都是别人的过错，他无需负责。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被别人控制着，因此，控制别人以及自身处境变成他惟一的目标。”
　　“听来像是他在向世界复仇。”马里诺说。
　　“这个凶手在展示他的权力，”韦斯利说，“如果他自我创造的世界里有军事层面的话，我相信是有的，那么他相信自己是终极战将。杀人却依然逍遥法外，比敌人更来得聪明，跟他们玩着游戏，最后胜利者总是他。他也许刻意安排，让那些调查谋杀案的人员怀疑行凶者是一名职业军人，甚至是来自于培力营地的人员。”
　　“他自己的反间情报伎俩。”我思索着。
　　“他无法毁灭军方，”韦斯利又说，“但他可以试着破坏军方的名声形象，恶意中伤使它蒙羞。”
　　“是哦，同时他正在笑破肚皮。”马里诺说。
　　“我想重点是，这个凶手的行为是集暴力、色情幻想的产物，源自于他早期自社会中孤立隔绝的生活形态。他认为自己活在一个不公平、没有正义的世界里，而幻想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逃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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