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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如你我,是无助的。有一种机制,掌控着我们。那就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她说。
我无法向她承认我的恐惧。如果马克接起了电话,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向他表白。
艾比看向别处,她的声音似乎从远远的地方发出,问道,“你看过那么多的死亡,你可曾想像过你自己的?”
我从床上站起来。“马里诺到底在哪里?”我拿起电话,试着再一次跟他联络。
16
我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时间从一天又一天变成以星期为计算单位快速飞去。自从我把庄家房的消息转给马里诺之后,他就一直没有跟我联络,我也没有从任何人处得到任何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静默变得越来越巨大,也越来越不吉利。
入春的第一天,我从已经待了三个小时的会议室抽身,我在那里遭到两名律师连番询问,罗丝告诉我有电话找我。
“凯?是我,彭顿。”
“午安。”我说,肾上腺素汹涌着。
“你明天可不可以来匡提科?”
我伸手拿我的日志,罗丝已经写进一个会议时间,但那可以改期。
“什么时间?”
“10点,如果方便。我已经跟马里诺谈过了。”
我还来不及问任何问题,他就宣称无法多谈,说见面时会告诉我所有细节。我离开办公室时已是6点钟。夕阳隐没,天气转凉。当我转上屋前车道时,注意到屋里的灯亮着。艾比在家。
我们最近很少见面,两人都忙进忙出,几乎没说上什么话。她从不到商店买东西,但偶尔会在冰箱上摆着的磁铁下留张50元美金,跟她所吃不成比例,她吃得意外的少。当葡萄酒或苏格兰威士忌变少时,我会在瓶子底下找到一张20美元。几天前,我在一盒用光了的洗衣粉上发现一张5元美金。绕着我屋子里的房间走一遭,就像是一场奇异的寻宝之旅。
我打开前门,艾比突然站在门口,瞪着我。
“对不起,”她说,“我听到你车子的声音,不是要吓你。”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打从她住进来开始,我就逐渐变得神经兮兮。我想我对于失去的隐私还没有能够调整适应过来。
“要喝点什么吗?”她问,看起来相当疲累。
“谢谢。”我说,解开我大衣的扣子,眼睛搜寻着客厅。咖啡桌上一个塞满烟蒂的烟灰缸旁,有一只酒杯和几份记者用的笔记簿。
我脱下大衣和手套,径直上楼,把大衣手套丢在床上,回带听取答录机上的留言。我的母亲来电话,如果我在晚上8点钟以前拨一个特定号码,有机会得什么奖;马里诺告诉机器说明天早上几点来接我;马克和我继续错失对方,只彼此在对方答录机里留言。
“我明天要到匡提科。”我回到客厅,告诉艾比。
她指了指放在咖啡桌上的我的饮料。
“马里诺和我要去看彭顿。”我说。
她伸手拿她的香烟。
“我不知道事情发展得怎样了,”我继续,“也许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知道?”
“你在这里的时间不多,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当你在办公室时,我也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没有处理什么醒目重要的东西,你想知道什么?”我微微提议着,试图驱散紧张气氛。
“我不问是因为我知道你对你的工作非常保密,我不愿意去窥探。”
我假设她是在暗示,如果我问她最近在做些什么,我就是在窥探。
“艾比,你近来似乎很陌生、很冷淡。”
“心事太多,请不要觉得是因为你的缘故。”
当然她有很多事要想,像是她要写的书,像是她要怎么处理她的生活,但是我从未见过艾比如此孤独退缩。
“我只是关心,如此而已。”我说。
“你不了解我的个性,凯。当我专心投入某些事情时,整个人就会被完全吞噬,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也无法将之驱之脑后。”她停顿了一下,“你说这本书是一个救赎的机会,对的,它是。”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艾比。我知道你的能力,这本书肯定会畅销。”
“也许。但我不是惟一一个有兴趣写关于这些案件的人。我的代理人已经听到外头有些传闻。我已经开始了好久,如果我动作快一点,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关心的不是你的书,而是你。”
“我也关心你,凯,”她说,“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事,像让我住在这里。但我答应,不会太久的。”
“你可以随你意思想待多久就多久。”
她拾起笔记簿和她的饮料。“我必须赶快动手写,但是在我有我自己的空间以及我的电脑之前,我无法开始。”
“那么你这些天只是在搜集资料啰。”
“是的。我找到很多我不知道我正在找的东西。”她猜谜一样地说着,起身走向她的卧室。
第二天早上,当往匡提科的公路出口出现在视线范围之内时,交通突然完全停顿下来。很显然,我们所在的这条95号州际公路的北边不远处,有事故发生,而车辆无法移动。马里诺猛然打开他车上的警示灯转向路肩,接着我们就一路颠簸摇晃地往前开了大约有百码远,路面上的小石子热闹地在底盘下弹跳。
过去两小时,他不断地对我细数他最近在家务处理上的成就,我则分心想着韦斯利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还担忧着艾比。
“从来不知道活动百叶窗是那样难缠的婊子,”当我们加速经过海军陆战队兵营和靶场时,马里诺抱怨着。“我用清洁剂喷洒,对吧?”他瞥了我一眼。“而每一板条都花上我一分钟时间来清理,纸巾碎片见鬼地堆满了整个地方。最后我有了主意,把那整个鬼东西从窗架上拿下来,丢到浴缸里。装满热水和肥皂。嘿,就那样轻轻松松完成了。”
“那很好。”我咕哝着。
“我同时在撕下厨房的壁纸。住进那房子时,壁纸就在那里了。多丽丝从来就不喜欢它。”
“问题是你喜不喜欢它,是你住在那里面的。”
他耸耸肩。“告诉你实话,我从来就没有怎么注意过。但是我想如果多丽丝说那很丑,那应该就是。我们曾讨论过把露营车卖掉,装一个高于地面的游泳池。所以我最后也会做那个。必须要在夏天前弄好。”
“马里诺,要小心,”我温柔地说,“要确定你是为自己而做。”
他没有回答我。
“不要把你的将来建筑在一份可能无法实现的希望上。”
“那无妨,”他终于说,“即使她永远不会回来,让家里变得比较美好不是坏事。”
“嗯,哪一天你一定得邀请我到你家去看看。”我说。
“是呀,都是我到你家去,你还没有到过我家呢。”
他停妥后我们下车。联邦调查局学院持续扩张,迁移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外环边缘。主要建筑及其喷泉和旗帜已经变成行政大楼,活动中心迁移到隔壁一栋新砖墙大厦。一个看来像是宿舍的建筑物,自我上次拜访以来,又往上加高了些。远处的枪击声,听来有如炮竹响动。
马里诺依规定把他的点三八手枪留在警卫室。我们签了名,别上一张访客通行证,然后他带着我走一连串所谓的捷径,避开砖石玻璃建成的大厦与大厦间的密闭通道,或沙鼠甬道。我跟着他穿过一扇门来到建筑物外,走过一个装货码头,经过厨房。最后我们从一间礼品店的后面现身,马里诺在那里毫无顾忌地直接往前大步走,看也没有看一旁一个手上拿着一叠毛衣的年轻女职员。她的嘴唇分开着,对我们这样非正统的途径做着无声的抗议。跨出商店,转过一位迎面来者,我们进到一间叫“交易所”的酒吧,韦斯利正坐在角落一张桌子旁等着我们。
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寒暄,直接切入正题。
庄家房的主人叫斯蒂芬·斯浦勒。韦斯利这样形容他,“34岁,白人,黑发,棕眼。5英尺11寸,160磅重。”斯浦勒尚未被逮捕或讯问,但被严密监视着,到目前为止,监视结论是不完全正常。
他有几次在很深的夜晚离开他两层楼的砖石房屋,开车到两家酒馆和一家休息站。他似乎以不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太久。他总是一个人。前一个礼拜,他跟一对从“汤姆-汤姆斯”酒吧出来的情侣攀谈,后来又找人问路,没有其他事情发生。那对情侣坐上他们自己的车离开,斯浦勒进到他的林肯车继续漫游,最后回家。没有调换汽车牌照。
“我们有搜证方面的问题,”韦斯利说道,透过玻璃杯看着我,脸色严峻。“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个弹壳。你在里士满则有从德博拉·哈威身上起出的子弹。”
“我没有那颗子弹,”我回答,“子弹是在刑事科学馆。我猜你们已经开始对自伊丽莎白·莫特汽车里发现到的血迹进行DNA分析了吧?”
“那还要等一到两个星期。”
我点头。联邦调查局的DNA实验室用五种多形态的探测器,每一个探测器都需要在X射线显影剂中放上大约一个星期,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很久前就写信给韦斯利,建议他向蒙塔纳拿血液样品,立刻开始做分析。
“如果没有嫌疑犯的血液,DNA根本一点鬼用也没有。”马里诺提醒我们。
“我们正在计划着。”韦斯利很有毅力地说。
“嗯,看来我们可以用汽车牌照的事实来爆炒斯浦勒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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