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你所知，比尔，”她说，“昨天在诺林州长的办公室和州立监狱之间设立了一条专线，但目前仍然没有消息，这告诉我们，按传统来说，州长不打算干预的时候就会保持沉默。”

　　“现在那里情况如何？目前为止还算平静吗？”

　　“是的，比尔。我估计站在这里守夜的人有好几百个。当然，州立监狱几乎是空的。除了几十个人，其他的受刑人都被移送到格林斯威尔的新监狱去了。”

　　我关上电视，不一会儿便开车出门。我锁上车门，开着收音机。疲惫之感像麻醉药一样渗进体内，我觉得阴郁而麻木。我怕执行死刑，怕等着别人死，然后用解剖刀划开像自己的身体一样温暖的血肉。我是个有法律学位的医生，受过专业训练，知道什么让人生，什么让人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经验变成了导师，打击着我原本的理想主义和理性分析。一个惯用大脑的人被迫承认很多陈腔滥调其实所言不虚，是很令人气馁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消朗尼·乔·华德尔做过的事。

　　他被判死刑已达九年。案子的被害人不是我经手的，因为她遇害时我尚未接任弗吉尼亚的首席法医，也没有搬到里士满来。但我读过此案的记录，非常清楚案件里每一个残忍的细节。十年前的九月四日早上，在第八频道当新闻主播的罗比尼-纳史密斯打电话到电视台请病假。她出门去买感冒药，然后回家。隔天，她被人发现赤身裸体、伤痕累累地陈尸于客厅。尸体靠在电视机上。药柜上采到一枚染血的大拇指指纹，稍后查出是朗尼·乔·华德尔的。

　　我将车子开进停尸间后面的停车场，那里停着几辆车。我的副手费尔丁已经到了，还有行政人员本·史蒂文斯和停尸间的管理人苏珊·斯多瑞。隔间的门开着，屋里透出的灯光微弱地照在柏油地上，一名州政府大厦的警员坐在他惹人注目的车里抽烟。我停车的时候，他走了出来。

　　“隔间的门开着安全吗？”我问。他又高又瘦，满头白发。虽然我以前跟他交谈过很多次，但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

　　“目前看起来没问题，斯卡佩塔医生。”他说着拉起厚重尼龙夹克的拉链，“这附近没看到想找麻烦的人。但等监狱的人一到我就把门关上，不让别人打开。”

　　“好，只要你守在这里就行。”

　　“会的，女士，这点你可以放心。我们会再派两名警察过来，以防出什么问题。我猜你也在报上看到了，有人联名向州长请愿。今天稍早的时候，我还听说有些远在加州的慈善人士在绝食抗议。”

　　我向空荡的停车场四周和中央街看了看。一辆车快速驶过，车轮在潮湿的路面上刷啦作响。雨雾中街灯一片朦胧。

　　“我才不干这种事，叫我为华德尔少喝杯咖啡都不可能。”警员用手圈住打火机，开始吞云吐雾，“想想他对那个叫纳史密斯的女孩做的事。我在电视上见过她。嗯，我对女人的喜好像对咖啡一样——又白又甜。但我得承认，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黑人女孩。”

　　我刚戒烟两个月，现在看到别人抽烟还是很难受。

　　“老天，差不多有十年了吧。”他继续说下去，“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引起多大的骚动。那是这里发生过的最糟的案子之一，让人以为是只大灰熊抓住了——”

　　我打断他的话：“你会随时把情况通知我们吧？”

　　“是的，女士。他们会用无线电告诉我，我再跟你们说。”他回到了车上。

　　停尸间里的日光灯把走廊漂得苍白，除臭剂的味道重得令人生厌。我走过丧葬人员签收尸体的小办公室，然后是X光室，再后来是冷冻室——那其实是一间冷冻的大房间，有双层带轮推床和两扇钢制巨门。解剖室里灯火通明，不锈钢桌擦得锃亮。苏珊在磨一把长刀，费尔丁给那些装血的试管贴上标签。他们两个看来都和我一样，又疲倦又无精打采。

　　“本在楼上的图书室里看电视。”费尔丁对我说，“如果有什么新进展，他会告诉我们。”

　　“这家伙得艾滋病的几率有多大？”苏珊讲起华德尔时，好像他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们戴两层手套，采取像平常一样的防护措施。”

　　“如果他得了，我希望他们会说一声。”她仍抓着这个话题不放，“你知道，他们只管把这些犯人送进来，对这类事情都马虎。我不认为他们会在乎犯人是不是HIV携带者，这反正不是他们的问题。验尸的人又不是他们，他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被针戳到。”

　　近来，苏珊对诸如辐射、化学物质、疾病等职业危险愈来愈疑神疑鬼。我不怪她，她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尽管外表不太看得出来。

　　我套上塑料围裙，回到更衣室去穿上绿色制服，用靴套罩住鞋子，拿出两包手套，然后检查放在三号桌旁的手术车。每样东西都标上了华德尔的名字、日期，还有验尸编号。如果诺林州长在最后一分钟插手，那么这些贴了标签的试管和纸箱都会作废。朗尼·华德尔的名字会从停尸间的记录上删去，他的验尸号码则会轮到下一个被送进来的人。

　　晚上十一点本·史蒂文斯下楼，对我们摇摇头。我们都抬头看着钟没说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那个警员手中握着对讲机走了进来。我终于想起来他姓兰金。

　　“他在十一点零五分被宣告死亡。”他说，“差不多十五分钟后到。”

　　救护车倒车进入隔间时发出哔哔的警告声，后车门一开，跳出来的警卫多得足以控制一场小型监狱暴动。其中四人将放着朗尼·华德尔尸体的担架拉出来，抬着走上坡道，直接进入停尸间。金属咔嗒作响，脚步来回移动，我们全都让出一条路。他们懒得将担架腿拉开，直接将担架放到铺着瓷砖的地板上推着走，像是装了轮子的雪橇，上面的乘客被绑住，覆盖着一条沾了血迹的床单。

　　“流鼻血。”我还没来得及问，一名警卫便主动提供了答案。

　　“谁流鼻血？”我问道，注意到他的手套上有血。

　　“华德尔先生。”

　　“在救护车上？”我感到困惑，因为华德尔被送上救护车时应该已经没有血压了。

　　但那名警卫忙着别的事，没有回答我，只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了。

　　我们把尸体移到放在磅秤上的带轮推床上。好几只手忙着解开带子、掀起床单。解剖室的门悄然关上，监狱警卫来得急，去得也快。

　　华德尔死了二十二分钟。我可以闻到他的汗水、脏兮兮的脚的味道，还有淡淡的皮肉烧焦昧。他的右裤管卷到膝盖上方，小腿的灼伤处裹着死后才包上去的干净纱布。他是个强壮有力的大块头，报纸称他是温和的巨人，长着一双有灵性的眼睛的“诗意朗尼”。然而，他曾经用我现在看到的这双大手、这粗壮的双肩和臂膀，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

　　我拉开固定住他浅蓝斜纹布衬衫的尼龙搭扣，一面脱他的衣物一面检查各个口袋。搜寻个人物品只是个形式，通常不会有什么发现。囚犯上电椅的时候是不准携带任何东西的，所以，当我在他牛仔裤的后口袋里找到一封信一样的东西时非常惊讶。信封完好，没有打开过，正面用粗黑的大写字体写着：

　　极度机密

　　请与我一起埋葬！

　　“把信封和里面的东西复印一份，然后把原件和他的个人物品一起交上去。”我说着把信封交给费尔丁。

　　他将信封塞到夹在写字板上的验尸表格下，咕哝着说：“老天，他的块头比我还大。”

　　“真难相信还有人块头会比你大。”苏珊对我的这位热衷健身的副手说。

　　“还好，他刚死没多久。”他加上一句，“否则我们可就得使出吃奶的力气了。”

　　肌肉纠结的人死去数小时之后，会变得像大理石雕像一样难以处理。华德尔还没有开始变硬，身体仍像生前那么柔软，仿佛只是睡着了。

　　要合我们三人之力才能把他搬到解剖台上，脸朝下。他重达二百五十九磅，双脚突出于桌外。我正在测量他腿上的灼伤痕迹时，通到隔间的对讲机响了。苏珊过去看是谁，不一会儿彼得·马里诺副队长走了进来，防水短外套的扣子没扣，衣带的一端拖在地上。

　　“他小腿肚上的灼伤痕迹是四乘一、零点二五乘二点二七五。”我对费尔丁口述，“表面干燥，收缩，起泡。”

　　马里诺点起一根烟。“那些人正在为他流血的事大惊小怪。”他说，看起来心神不宁。

　　“他的直肠温度是四十度。”苏珊把化学温度计拿出来，“时间是十一点四十九分。”

　　“你知道他的脸上为什么有血吗？”马里诺问。

　　“有一名警卫说他流鼻血。”我回答，又加了一句，“我们得把他翻过身来。”

　　“你有没有看到他左手臂内面的这个地方？”苏珊让我注意一处擦伤。

　　我在强光下用放大镜检查了一下。“我不知道，也许是绑他的带子造成的。”

　　“他的右手臂上也有。”

　　我看了一下，马里诺则边抽烟边注视着我。我们把尸体翻过来，用东西垫在肩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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