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的照明很差，我想若不是左边还有一排店在营业，警察根本不会费神巡视这栋建筑物的后面。我数了数，一共五家：药房、修鞋铺、干洗店、五金行，还有家意大利餐馆。在某辆车把艾迪·希斯载到这里丢下来等死的那一夜，这些店都已经关门了。

　　“你记不记得这家杂货店是什么时候关门的？”我问道。

　　“差不多在很多店关门的那阵子，海湾战争开始的时候。”马里诺说。

　　转进小巷，车头远光灯的光柱扫过一堵堵砖墙，在车子开过凹凸不平、未铺柏油的路面时，光柱也随之跳动。店后面的菱形粗钢丝网围出一块龟裂的柏油空地，空地后则是一片树林，在黑暗中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在光秃的树枝之间，我可以看见远处的街灯和一个“汉堡王”的招牌。

　　马里诺停下车，车灯直照着一辆棕色的垃圾车，垃圾车上满是锈迹和鼓起的油漆，水珠四面流淌。雨滴噼啪敲打着窗玻璃和车顶，无线电调度员则忙着通知警察到各出事现场去。

　　马里诺双手紧压住方向盘，弓起肩膀，揉捏着颈背。“天啊，我老了。”他抱怨道，“我的行李箱里有一件长雨衣。”

　　“你更需要穿，我不会融化的。”我说着打开这一侧的车门。

　　马里诺拿出他那件深蓝色的警用雨衣，我把衣领竖起来遮到耳朵处。雨水刺痛我的脸，冰冷地打在头上，我的耳朵几乎马上就冻麻了。垃圾车在钢丝网墙附近，靠人行道的边缘，离杂货店后面大约十八米。我注意到垃圾车的开口是在上方而非侧面。

　　“警方到达这里时，垃圾车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我问马里诺。

　　“关着。”他的雨衣连有帽子，因此他看我的时候得转过上身来。“注意看，这里没有踏脚的地方。”他打亮手电筒照着垃圾车四周，“而且车里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除了铁锈和一只死老鼠的骨架，大得简直可以当马骑了。”

　　“能不能把门打开？”

　　“只能抬起一两英寸。大部分这种类型的垃圾车两边都有门闩。如果你够高，可以把盖子掀起个一两英寸，再把手塞进去沿着边缘摸，一点一点把门闩移到相应位置上，慢慢把盖子打开，最后可以开到足够把垃圾袋塞进去的程度。问题是这辆垃圾车的门闩扣不紧。要打开盖子，得把它整个儿掀起来翻到另一边去。如果不站在什么东西上面，不可能办得到。”

　　“你多高？六英尺一英寸？六英尺二英寸？”

　　“嗯。如果我打不开这垃圾车，那他也不能。目前的普遍说法是，他从车上把男孩弄出来靠在垃圾车旁边，试着打开盖子一就像我们暂时把垃圾袋放下，好空出手来做事一样。结果他打不开门，就拍拍屁股走了，把那孩子这么留在人行道上。”

　　“他大可把这孩子拖到树林里去。”

　　“有钢丝网挡着。”

　　“那网不是很高，大概五英尺吧。”我指出，“最起码，他可以把尸体移到垃圾车的后面。像他那样放，只要有人开车进来就会马上看见。”

　　马里诺沉默地四处察看，用手电筒照向钢丝网那一面。雨点穿透那道狭窄的光柱，像千百万根从天而降的小钉子。我的手指快要冻僵，头发湿透了，冰冷的雨水沿着脖子流下去。我们回到车上，他把暖气开大。

　　“特伦特和他手下那些人都抓着这辆垃圾车不放，又是车门的位置啦，又是什么的。”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是，这辆垃圾车只扮演了一个角色：那个神经病把它当作该死的画架，用来陈列他的艺术品。”

　　我看着车外的雨。

　　“重点是，”他硬邦邦地继续说，“他把男孩带回这里不是为了隐藏尸体，而是要确定尸体会被人发现。但亨利哥的那些人就是看不出这一点。我不但看出了，还感觉它就像在我脖子后面喘气一样近。”

　　我继续瞪着垃圾车看，艾迪·希斯小小的身体靠在那上面的影像是如此鲜活逼真，仿佛发现他时我也在场。电光石火之间，我猛然醒悟过来。

　　“你上一次看罗比尼·纳史密斯的档案是什么时候？”我问。

　　“不重要，那案子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马里诺直视着前方说，“我在等着看你会不会想到。我第一次到这里来，脑中就冒出了那个念头。”

　　第03章

　　那晚我生起炉火，坐在壁炉前喝蔬菜汤。屋外雨雪交加，草地凝了一层白霜，山杜鹃的叶子卷得紧紧的，月光映着冬季光秃的树木枝干。我关了灯，拉上落地玻璃窗前的帘幕。

　　这一天耗尽了我的气力，就像有某股贪婪的黑暗力量把我灵魂中的光亮都吸得一千二净。我感觉到一个名叫海伦的狱警那双具有侵略性的手，闻到那些曾经关着满心仇恨、毫无悔意之人的小房间里的臭味。我记得我在新奥尔良一家酒吧里拿起幻灯片对着光看，那时美国法医学科学院年会正在该市召开。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凶杀案当时仍未侦破，那些在四旬斋前狂欢节作乐的人掀起一波波嘈杂，同时讨论着她的遭遇，这一切让人有种莫名的可怖之感。

　　一般认为她是在自家的客厅里遭到殴打与凌虐，然后被刺死。但最令人震惊的还是华德尔在她死后的行为——他那种不同寻常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她死后，他脱下她的衣服。就算他强暴过她，也找不出任何迹象。他似乎更喜欢去咬，并一再用刀戳刺她身上肉比较多的部位。当罗比尼的同事去她家看她的时候，发现她血肉模糊的尸体靠在电视机旁，头低垂着，双臂在身体两侧，腿向前伸直，衣服则堆在一旁。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血淋淋的如真人大小的洋娃娃，在一场恶魔的游戏之后被放回原位。

　　一位精神科医生在法庭上作证说，华德尔谋杀她之后感到万分悔恨，可能坐在那里对着她的尸体讲了好几个小时的话。检方一位刑事鉴定心理学家的说法则正好相反，认为华德尔知道罗比尼是电视名人，把她的尸体靠在电视机上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他又一次在电视上看着她并产生幻想，重新把她放回那个让两人碰在一起的媒介里。这样的分析当然表明了他是早有预谋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无休无止的分析只是让细节和转折变得更加复杂。

　　将那名二十七岁女主播的尸体那样丑恶地陈列着，就相当于华德尔的特殊签名。现在，十年之后，一个小男孩死了，而且某人——在华德尔被处决的前一天晚上——在自己的作品上写下了同样的签名。

　　我煮好咖啡，倒进保温瓶里拿进书房，坐在书桌旁打开电脑，接连上办公室里的那一台。我还没看到玛格丽特替我打印出来的检索结果，不过我想星期五快下班时，这份报告就已塞在我电子信箱那厚重得令人沮丧的文件资料里了，但文件本身一定还存在硬盘里。我进入UNIX系统，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接着看到闪动的“信件”提示。这表明有邮件，是我的电脑分析师玛格丽特寄来的。

　　邮件里写着：“去看‘血肉’文件。”

　　“真是太糟糕了。”我嘀咕着，仿佛玛格丽特可以听见似的。

　　我进入主目录，玛格丽特一向都把资料以及我要的文件备份放在那里，我打开她命名为“血肉”的那个文件。

　　文件相当大，因为玛格丽特将她选取的各种死因的文件，与从创伤记录中心找到的信息合在一起。不出所料，大部分电脑挑出来的案件都是意外，死者在车祸中或操作机器时失去了手脚或身体组织。有四件是尸体上有咬痕的杀人案，其中两名受害者被刺死，另两名被勒毙。受害者中有一名成年男性，两名成年女性，还有一个才六岁的女孩。我抄下这些案子的编号和ICD一9的编码。

　　接下来，我扫视屏幕上一份又一份创伤记录中心的资料：关于那些存活时间够长而被送进医院的受害者。我预料到这些资料会是个问题，果然如此。只有把病人的资料弄得像跟手术室一样消过毒又没人味，医院才会将其公开。为了保密，人名、社会保险号码以及其他身份资料都被去掉了，没有联结点可以供你追踪某人在救援小组、急诊室、警局各部门以及其他单位的文件迷宫内的行踪。更糟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资料可能会同时存在于六个单位的数据库里，却没有横向联系，万一哪个环节输入有误的话，更会令人头疼万分。所以，我可能会找到一个感兴趣的案子，却几乎没希望能弄清楚受害人是谁，最后是否死亡。

　　创伤记录中心可能有些有用的记录，我做了笔记，然后退出文件。最后，我输入一系列指令，看我的目录下有没有什么旧的资料、备忘录或者笔记可以删除，以释放硬盘空间。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个我不太明白的文件。

　　文件名称是“tty07”，大小只有十六字节，日期是十二月十六Ft，也就是前天，星期四，时间是下午四点二十六分。内容只有一行令人警觉的字：

　　我找不到它。

　　我伸手拿起话筒，拨了玛格丽特家电话的前几位又挂断了。主目录和其中的文件是保密的，尽管谁都可以进入主目录下，但若没有我的用户名和密码，不能列出或阅读主目录里的文件。除了我之外，应该只有玛格丽特知道密码；而如果她进入了我的目录且找不到什么，这句话又是对谁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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