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批同样有权力的人夺走你的自由甚至性命，会是什么光景。朗尼是被一个不理性、不公平的制度给干掉了。不管引用了什么判例，也不管在直接的或从属的再审中有没有顾及他的权利，都没有差别。在这个案子里，我举出什么议题都没有差别，因为在你们那可爱的地区，人身保护令并不是用来防止滥权，确保审问和受理政治案件的法官都本着良心，力求审理过程符合宪法原则。没有半个人关心是否有违宪的行为阻挠了我们对法律某个领域的思考。我为了朗尼奋战的这三年，简直是白费力气。”

　　“你指的是什么违宪行为？”我问。

　　“你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们就先从检方的断然反对①一事开始说：很明显有种族歧视存在。朗尼为平等保障条款所保障的权利完全被侵犯了，检方的不当处置明目张胆地侵害了他的第六修正案权利，让他无法得到一个在社群里平均采样而组成的陪审团。你应该没看过朗尼受审的过程，知道的可能也很少，那是九年多前的事了，你当时不在弗吉尼亚。当地媒体的势力强大得不得了，审理地点却没有改变。陪审团由八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组成，六女两男是白人。那四个黑人陪审团成员分别是汽车业务员、银行出纳、护士和大学教授。白人陪审团成员的职业什么都有，有一个退休的铁路扳闸工人仍然叫黑人‘黑鬼’，还有一个有钱的家庭主妇，她和黑人唯一的接触就是在新闻里看到他们又在国宅计划区射杀了别人。这样的陪审团绝不可能让朗尼得到公平的审判。”

　　①指反对某人参加陪审团之正式申诉。

　　“你是说，华德尔一案里，这样的或其他的违宪错误都是政治动机造成的？处死朗尼·华德尔的政治动机是什么？”

　　古鲁曼突然朝门瞥了一眼。“除非耳朵骗了我——我们的午餐来了。”

　　我听见轻快的脚步声和纸的沙沙声，一个声音喊道：“嘿，尼可，你在吗？”

　　“进来吧，乔。”古鲁曼坐着没有起身。

　　一个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网球鞋、活力充沛的年轻黑人出现了，把两个纸袋放在古鲁曼面前。“这个袋子里面装的是饮料，这个里面是两个水手三明治、马铃薯沙拉，还有腌酸黄瓜。一共十五美元四十美分。”

　　“不用找了。乔，我真的很感激你送东西来。他们都不给你放假吗？”

　　“人们吃东西可是不放假的，老兄。我得走了。”

　　古鲁曼把食物和餐巾分成两份，我则拼命想着该怎么做才好。我愈来愈被他的举止和言谈打动，因为他并不显得阴险狡猾，也没有让我感觉他不诚恳或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地方。

　　“什么政治动机？”我拆开三明治的包装纸，又问了他一次。

　　他打开一罐姜汁汽水，掀开那份马铃薯沙拉的容器盖子。“几个星期前，我以为快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但是本可以帮助我的人后来突然被人发现死在车子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斯卡佩塔医生。珍妮弗·戴顿的案子是你经手的，虽然没有公开宣称她死于自杀，但消息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样。我认为她的死就算不到令人心寒的地步，也称得上是时机很凑巧。”

　　“这么说来，你认识珍妮弗·戴顿？”我尽可能平淡地问。

　　“是也不是。我没见过她，也只通过很少几次简短的电话。是这样，我是在朗尼死后才跟她联系上的。”

　　“她认识华德尔？”

　　古鲁曼咬一口三明治，伸手拿姜汁汽水。“她和朗尼绝对认识。你一定知道，戴顿小姐提供星座服务，对灵学之类的东西很有兴趣。晤，八年前，朗尼被关在梅克伦堡死囚室的时候，在某份杂志上看到了她的广告。他写信给她，一开始是希望她能替他看看未来。说得更确切点，他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死在电椅上，这也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现象——囚犯会写信给灵媒或看手相算命的人问自己的未来，或者联系神职人员，请他们替自己祈祷。朗尼这件事不太寻常，是因为他和戴顿小姐显然展开了一段持久且亲密的通信关系，一直到他死前几个月才停止。那时，她写给他的信突然中断了。”

　　“你在怀疑她的信可能被拦截了？”

　　“这点毫无疑问。我和珍妮弗·戴顿通电话的时候，她说她仍继续写信给朗尼，但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他的信，我很怀疑他的信也被拦截了。”

　　“你为什么等到行刑后才跟她联系？”我感到不解。

　　“因为之前我并不知道她这个人。朗尼一直到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才谈起她，在和所有我代表过的囚犯的谈话当中，那也许是最怪的一次。”古鲁曼把三明治拨弄了一阵，推到一旁，伸手去拿烟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清楚这一点，斯卡佩塔医生——是朗尼放弃我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最后一次跟朗尼谈话，是在他从梅克伦堡移监到里士满的一星期前。那时，他表示知道自己会被处死，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他接受了难逃一死的事实。他说他期待死亡，而我最好停止争取联邦政府的人身保护令。他还要求我再也不要打电话给他或者去看他。”

　　“但他没有解雇你。”

　　古鲁曼把火塞进石南木根制成的烟斗，吸着烟嘴。“没有，他只是拒绝见我，拒绝跟我通电话。”

　　“这样应该足以申请缓刑，来裁定他的行为能力。”

　　“我试过了，试过引用所有的东西，从‘海斯对莫菲’一案到主祷文。法庭很天才地裁决，说朗尼并没有要求被处决，只是表示他期待死亡，所以我的诉求被驳回了。”

　　“要是你在朗尼·华德尔行刑前的几个星期都没有跟他接触，那是怎么知道珍妮弗·戴顿的？”

　　“我最后一次跟朗尼谈话时，他对我提了三个要求：第一是要我负责将他写的一篇沉思录在他死前几天登在报纸上。他把东西给了我，我跟《里士满时报·快讯》谈好了。”

　　“我读到过。”我说。

　　“他的第二个要求——我照他的话说——是‘别让我朋友出事’。我问他指的是哪个朋友，他说——我这也是照他原话说的——‘如果你是好人，就替她留心。她从来没伤害过别人’。他告诉我她的名字，叫我等他死后再跟她联系，到时候打电话给她，说她对他有多重要。嗯，我当然没有完全照他的意思做。我马上试着联系她，我知道快失去朗尼了，而有些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希望这个朋友或许能帮上忙，比方说，既然他们一直在通信，也许她能指点我一下。”

　　“那你找到她了吗？”我想起马里诺告诉过我，珍妮弗·戴顿感恩节前后在佛罗里达待了两星期。

　　“电话一直没人接。”古鲁曼说，“我断断续续地试了好几个星期，老实说，由于与诉讼步调相关的时机问题和健康危机，又是放假，又是一次痛风大发作，我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了。我一直等到朗尼死后，才想起要打电话给珍妮弗·戴顿，遵照朗尼的要求告诉她，她对他很重要。”

　　“你早先试着跟她联系的时候，”我说，“有没有在她的答录机上留言？”

　　“答录机没开，事后想起来也有道理。她可不希望度完假回来还得面对五百个不参考星座图就不能下决定的人的留言。而如果她在答录机上留言说她要出城两个星期，简直是在邀请小偷上门。”

　　“你终于跟她联系上后，发生了什么事？”

　　“她透露说他们通了八年的信，而且两人相爱。她宣称实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但她不肯告诉我就挂了电话。最后我写了封信给她，恳求她跟我谈一谈。”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问。

　　“我看看。处决后的那一天，十二月十四号。”

　　“她回信了吗？”

　　“回了，颇有意思的是她是用传真回信的。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有传真机，但我的信纸上印有传真号码。我这里有她传来的内容，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在桌上一叠叠厚重的档案夹和其他文件中翻来翻去，找到了他要的那份档案，一页页翻看，抽出那张传真。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的，我会合作，”上面写道，“但是已经太迟了，太迟了，太迟了。最好还是你来这里。这一切都大错特错！”要是古鲁曼知道她传来的这封信已在尼尔斯-范德的实验室里通过图像强化处理显现出来，不知有何反应。

　　“你知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什么太迟了，什么又大错特错？”我问。

　　“要阻止朗尼被处死显然太晚了，那四天前就发生了。我不知她认为大错特错的是什么，斯卡佩塔医生。你知道，我感到朗尼的案子里面有些不寻常的地方，有这种感觉好些时日了。他跟我一直没有建立起什么友善的关系，这很奇怪。一般来说，客户和我都会变得很亲近——我是这个要置你于死地的系统中唯一替你说话的人，一个不为你服务的系统里唯一替你服务的人。可是朗尼对他的第一个律师非常冷淡，那个人认为这个案子没希望，因而放弃了。我接手的时候，朗尼还是很疏远，这实在让人沮丧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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