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觉得他开始信任我了，他立刻又会竖起一道墙。他会突然撤退到沉默之中，开始流汗。”

　　“他看起来害怕吗？”

　　“害怕、沮丧，有时生气。”

　　“你是说，他的案子牵扯到某种阴谋，而他可能告诉了朋友，或许在早先写给她的信里说到过？”

　　“我不清楚珍妮弗·戴顿知道什么，但怀疑她知道某些事。”

　　“华德尔称她为‘珍妮’吗？”

　　古鲁曼又伸手去拿打火机。“是的。”

　　“他跟你提过一本叫《巴黎鳟鱼》的小说吗？”

　　‘“有意思。”他看起来很惊讶，“这件事我很久没想起了，但几年前在我跟朗尼的最初几次会面中，我们谈到了书和他的诗。他喜欢看书，建议我读《巴黎鳟鱼》。我告诉他读过那本小说，但很好奇他为什么推荐它。他很安静地说：‘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古鲁曼先生，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那时候，我把这话解释为：他是一个处于和白人体系敌对的位置上的南方黑人，不管我在司法上诉过程中用了联邦政府的人身保护令也罢，还是什么魔法也好，都不会改变他的命运。”

　　“你现在还是这么解释吗？”

　　他深思地盯着一片芬芳的烟雾。“是的。你为什么会对朗尼的荐书单感兴趣？”他直视我的眼睛。

　　“珍妮弗·戴顿床边有一本《巴黎鳟鱼》，里面夹着一首诗，我怀疑是华德尔写给她的。这不重要，我只是好奇。”

　　“这当然重要，否则你就不会问了。你在想朗尼推荐这本小说给她看，可能跟他推荐给我看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他心中，那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故事。这又带我们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他向戴顿小姐透露过多少。换句话说，她把什么秘密带进了坟墓？”

　　“你认为是什么，古鲁曼先生？”

　　“我认为其中隐藏了某种非常恶劣的轻率行为，为了某种原因，朗尼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许这与监狱里发生的事情有关，也就是说狱政系统的腐败贪污。我不知道，但我希望知道。”

　　“但既然他快死了，又何必隐藏什么事呢？为什么不干脆孤注一掷，把事情说出来？”

　　“对啊，这才是最理性的做法，不是吗？既然我这么耐心而慷慨地回答了你的种种探测，斯卡佩塔医生，也许你可以了解我为什么关切朗尼在受刑前可能遭受的虐待。你也可以了解我对死刑的激烈反对，这是一种残忍异常的制度。不必有淤血、擦伤或流鼻血，它就是残忍。”

　　“没有证据显示有生理上的虐待。”我说，“我们也没有检测出任何药物，你收到我的报告了。”

　　“你这是在避重就轻。”古鲁曼边说边把烟斗里的烟丝敲出来，“你今天来，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在这段我根本没有必要进行的对话当中，我已经给你很多信息。但我这么做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永远追求公平和真实，不管你把我看成什么。还有另一个原因：一个我以前的学生现在碰上麻烦了。”

　　“如果你指的是我，容我提醒你自己的格言，不要妄下推断。”

　　“我并没有妄下推断。”

　　“那我必须表示强烈的好奇心，为什么你突然对一个以前的学生表现出所谓慈善的态度。事实上，古鲁曼先生，在我的印象里，慈善这个词从没跟你有过关联。”

　　“也许你不懂这个词真正的意思：将善意的行动或感觉布施给有需要的人。慈善是给某个人他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你想给他的东西。我一向都给你你需要的东西。你是我学生的时候，我给了你需要的东西，今天也同样如此，虽然表现方式很不一样，因为你当时和现在的需要也不一样。现在我老了，斯卡佩塔医生，也许你认为我不太记得你在乔治城的那些日子了。但你也许会很惊讶地听到，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你，因为你是我教过的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你不需要我给你安抚和掌声，你的危险不在于会对自己和自己优秀的心智失去信心，而在于可能失去你自己，就这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的课堂上为什么那么精疲力竭、魂不守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全副心思都放在马克·詹姆斯身上？顺带一提，就你的标准而言，他似乎只能算是平庸之辈吧？如果我看起来对你很凶、很苛刻，那是因为我想吸引你的注意力，我要你生气，要你在法律中感到自己的存在，而不是只感到自己在谈恋爱。我怕你会抛开大好的机会，只因为荷尔蒙和感情太过泛滥。你知道，人会在某天醒来时，突然懊悔自己以前做出的某些决定。我们会在空空的床上醒来，前面有空空的一天在等着，除了空虚的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东西。我下定决心不让你浪费天赋，放弃力量。”

　　我惊愕不已地瞪着他，脸开始灼热。

　　“我对你的贬损和无礼从来都不是真心的。”他继续用那在法庭上令人畏惧的、安静准确的力道说，“那些都是策略。我们律师的策略是有名的，那是我们的旋转球和变化球，它们以不同的角度和速度制造出某种必需的效果。因为我真心而热切地想让学生变得强悍，并祈祷他们能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里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我对你一点也不失望，你或许是我最明亮的星星之一。”

　　“你现在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我问。

　　“因为在你人生中的这个时候，你需要知道这些事。你碰上麻烦了，我已经说过。你只是太骄傲，不肯承认。”

　　我一言不发，脑海里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

　　“我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允许。”

　　如果他说的是实话，我必须回报。我朝他办公室开着的门瞥了一眼，想象要闯进这里有多容易，而在他摇摇晃晃地走向汽车时，要攻击他又是多么容易。

　　“比方说，如果报纸继续刊登一些罗织你罪名的报道，你有必要拟出一些策略——”

　　我打断他的话：“古鲁曼先生，你最后一次见到朗尼·乔·华德尔是什么时候？”

　　他顿了顿，望向天花板。“我最后一次当面见他，至少是一年前了。我们大部分的交谈都是在电话上进行的。要不是他不允许，我会一直陪他到最后，这点我提过了。”

　　“那么照理说当他在春街监狱里等待行刑的时候，你没有见过他或跟他说过话。”

　　“照理说？你这个说法很奇特，斯卡佩塔医生。”

　　“我们无法证明十二月十三号晚上被处死的人是华德尔。”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他露出惊异的神色。

　　我解释了一切，包括珍妮弗-戴顿是死于他杀，而华德尔的指纹出现在她家饭厅的一把椅子上。我向他描述艾迪-希斯和苏珊·斯多瑞的案子，以及有证据显示，有人修改过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的记录。等我说完，古鲁曼坐得直挺挺的，用力盯着我不放。“我的老天！”他咕哝道。

　　“你写给珍妮弗·戴顿的信始终没有被警方发现。”我继续说，“警方搜她的房子时既没发现你的信，也没找到她传给你那份传真的原稿。也许有人拿走了，也许凶手那天晚上杀死她之后，就在她家的壁炉里把那些东西烧了，也许是她自己处理掉的，因为她害怕。我相信她被杀害是因为她知道些什么。”

　　“苏珊·斯多瑞被杀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她知道些什么？”

　　“当然有这个可能性。”我说，“重点是，目前为止，两个跟朗尼·华德尔有关的人都被杀害了。说到知道华德尔很多事情的人，你是个几率很高的人选。”

　　“你认为下一个可能轮到我。”他带着扭曲的笑容说，“你知道，也许我对上帝最大的不满就是生死之隔常是时机问题。你的警告我听到了，斯卡佩塔医生。但我也没傻到会认为，要是有人打算射杀我，我可以躲得过。”

　　“你至少试一试。”我说，“至少可以采取预防措施。”

　　“我会的。”

　　“或许你可以和太太去度个假，离开这里一阵。”

　　“贝佛丽三年前死了。”他说。

　　“我真的很抱歉，古鲁曼先生。”

　　“她病了好多年——事实上，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她都病着。现在没有人依赖我了，我就放任自己的恶习。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工作狂，想改变世界。”

　　“如果有人可能改变这世界，或许就是你了。”

　　“这种看法完全没有根据，但我还是很感激。我也要向你表达我对马克之死的哀悼。他在这里的时候，我对他并不了解，但他看来人不错。”

　　“谢谢。”我站起身穿上外套，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车钥匙。

　　他也站起身。“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斯卡佩塔医生？”

　　“你这里大概没有朗尼-华德尔的信件或其他东西值得拿去检验指纹吧？”

　　“我没有他的信，他签过的文件也经过好几个人的手了。你想试试的话，我不反对。”

　　“如果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可想，会通知你的。不过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

　　我们在门口停下脚步，古鲁曼撑着他的手杖。

　　“你提到最后一次跟华德尔谈话，他提出了三个遗愿，一个是刊登他的沉思录，另一个是打电话给珍妮弗·戴顿，第三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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