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我请诺林到行刑现场去。”

　　“你请了吗？”

　　“嗯，当然，”古鲁曼说，“你们那位州长甚至连回函表示出席与否的礼貌都没有。”

　　第10章

　　近傍晚时，里士满的建筑轮廓已然在望，我打电话给罗丝。

　　“斯卡佩塔医生，你在哪里？”我秘书的声音听起来很慌乱，“你在车上吗？”

　　“对，我再有五分钟就到市区了。”

　　“呃，你继续开下去吧，别到这里来。”

　　“什么？”

　　“马里诺副队长在找你。他说如果我跟你联系上，叫你不管要做什么都先打电话给他。他说事情非常、非常紧急。”

　　“罗丝，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你听新闻或者看晚报了吗？”

　　“我一整天都在华盛顿，什么新闻？”

　　“弗兰克·唐纳修今天下午被发现身亡。”

　　“那个典狱长？那个弗兰克·唐纳修？”

　　“对。”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绷起来，眼睛死盯着路面。“怎么回事？”

　　“他是被射杀的，死在他的车里，和苏珊一样。”

　　“我马上就到。”我说着换到左侧车道，开始加速。

　　“真的，先不要来这里。费尔丁已经开始解剖他了。请打电话给马里诺。你得看看报纸，他们知道子弹的事。”

　　“他们？”我说。

　　“记者们知道子弹显示出，艾迪·希斯的案子和苏珊的有关联。”

　　我拨了马里诺的寻呼机，告诉他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把车停进车库，我马上到前门台阶去拿晚报。

　　在报纸的折叠处上方，有一张弗兰克·唐纳修在微笑的照片。头条标题写着：“州立监狱典狱长惨遭杀害”。底下是另一则报道，上面有另一个州政府公务员的照片——我。报道中说，在希斯男孩和苏珊身上找的子弹是由同一把枪发射的，而好些怪异的迹象显示这两起凶杀案都与我有关。与《华盛顿邮报》上登过的那些暗示相比，这篇报道增加了更恶毒的内容。

　　我惊愕地读到，警方在苏珊家里找到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上面有我的指纹。我对艾迪·希斯的案子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他在死前曾出现在亨利哥医院检查伤口。后来我解剖他时，苏珊便拒绝做这个案子的证人，据称她逃离了停尸间。不到两个星期后她被谋杀，我赶到现场，又没有预先通知便出现在她父母家，还坚持在苏珊的解剖过程中在场。

　　报上没有直接编派给我一个对什么人心怀恶意的动机，但他们在苏珊一案中所暗示的东西足够令人目瞪口呆、火冒三丈。我可能在工作上犯了什么大错。朗尼·华德尔的尸体送到停尸间的时候，我忽略了给他印指纹。最近我曾把一位凶杀案受害者的尸体放在走廊中央，就在人进人出的电梯门口，因此严重危及证据的完整性。我被形容为疏远而难以捉摸。同事观察到，自从情人马克·詹姆斯死去，我的人格就逐渐改变。每天跟我共事的苏珊也许掌握了能毁掉我职业生涯的内幕，我付钱给她也许是要她保持沉默。

　　“我的指纹？”马里诺一出现在门口，我便对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指纹？”

　　“冷静点，医生。”

　　“我干脆提出控告好了，这实在太过分了。”

　　“你现在最好什么也别提出。”他拿出香烟，跟着我走到厨房，晚报就摊在桌上。

　　“这都是本·史蒂文斯搞的鬼。”

　　“医生，你应该先听听我要说的事。”

　　“把子弹的事情泄漏出去的一定是他——”

　　“医生，该死的，闭嘴。”

　　我坐下来。

　　“我自己也火烧眉毛了。”他说，“我和你一起调查这些案子，你现在突然变成了案情的一部分。是的，我们的确在苏珊家里找到了一个信封，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放在衣服底下，里面有三张百元钞票。范德处理那个信封，找到好几个隐藏的指纹，其中有两个是你的。你的指纹就像我和其他很多调查人员的指纹一样，都存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以便万一我们做了把指纹留在犯罪现场这种蠢事，可以排除在外。”

　　“我没有在任何犯罪现场留下指纹。这件事有合理的解释，一定有的。也许我什么时候在办公室或停尸间碰过那个信封，然后苏珊把它拿回家去。”

　　“那绝对不是办公室的信封。”马里诺说，“它比一般标准信封宽了差不多一倍，是用亮面的硬黑纸做的，上面没有写任何东西。”

　　我突然想到了，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我送她的那条围巾。”

　　“什么围巾？”

　　“我送了苏珊一条我从旧金山买回来的围巾当圣诞礼物，你刚才描述的就是那条围巾的包装，一个亮面的黑色信封，用卡纸或硬纸做的，封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金封印。礼物是我自己包的，上面当然会有我的指纹。”

　　“那三百块钱呢？”他说的时候，避开我的眼神。

　　“钱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钱为什么在你给她的信封里？”

　　“她也许是想把钱藏在什么东西里面，那个信封刚好可以用。她也许不想把那个信封丢掉。我不知道。她要拿我给她的东西做什么，我不能控制。”

　　“有人看见你给她那条围巾吗？”他问。

　　“没有，她拆开我的礼物的时候，她丈夫不在家。”

　　“晤，嗯，就目前知道的，你似乎只送了一盆粉红色的圣诞红给她。苏珊对你送她围巾的事大概没提半个字吧。”

　　“拜托，她被射杀的时候就围着那条围巾啊，马里诺。”

　　“那也不能说明它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准备上指控席了吧？！”我火了。

　　“我没有指控任何事情。你不懂吗，事情就是这样，该死的。你要我把你当个小宝宝，拍拍你的手，好让其他警察冲进来用这些问题来轰炸你？”

　　他站起来在厨房里踱步，眼睛瞪着地板，双手插在口袋里。

　　“告诉我唐纳修的事。”我静静地说。

　　“他是在路上被射杀的，可能是今天一大早。他太太说他差不多六点十五分离开家。今天下午大概一点半，有人发现他的那辆雷鸟停在深水总站，而他陈尸于车里。”

　　“这些我在报上读到了。”

　　“听着，这件事我们谈得愈少愈好。”

　　“为什么？记者会暗示说，他也是我杀的？”

　　“你今天早上六点十五分在哪里，医生？”

　　“我正准备出门开车去华盛顿。”

　　“你有证人证明你那时不在深水总站附近吗？那里离首席法医办公室不远，你知道，大概两分钟车程吧。”

　　“这太荒唐了。”

　　“习惯就好。这才刚开始。等到帕特森咬住你，你就知道了。”

　　罗伊·帕特森竞选总检察官之前，曾是本市最好战、最自我中心的刑事律师之一。那时他不太欣赏我的证词，因为在大部分案子里，法医的证词并不会让陪审团成员对被告有善意的看法。

　　“我告诉过你，帕特森有多恨你吗？”马里诺继续说，“他担任被告律师时，你让他出过丑。你穿着精明干练的套装坐在那里，冷静得像只猫一样，却让他看起来像个白痴。”

　　“是他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白痴的，我只是回答他的问题。”

　　“更别提你的老情人比尔·伯尔兹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这点根本不用我多说。”

　　“我希望你不要多说。”

　　“我不用想就知道，帕特森一定会对你穷追猛打。该死，我敢说他一定乐得很。”

　　“马里诺，你的脸红得像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在我面前中风啊。”

　　“我们再来谈谈你说你送给苏珊的那条围巾。”

　　“我说我送给苏珊的？”

　　“你在旧金山买围巾的店叫什么名字？”他问。

　　“我不是在店里买的。”

　　他锐利地瞥了我一眼，继续踱步。

　　“那是街上的市集，有很多小摊在卖艺术品和手工做的东西，就像伦敦的科芬园。”我解释道。

　　“你有收据吗？”

　　“我没理由把收据留下来。”

　　“所以你不知道那个摊子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办法证明你向某个有艺术气息的人买了那条围巾，而他用那种亮面的黑色信封包装。”

　　“我没办法证明。”

　　他继续踱着步，我瞪着窗外。云朵飘过椭圆的月亮，黑暗的树影在风中摇动。我起身拉上窗帘。

　　马里诺停下了步子。“医生，我需要看你的财务记录。”

　　我什么也没说。

　　“我需要证明，你最近几个月没有提过大笔现金。”

　　我保持沉默。

　　“医生，你没有吧？”

　　我从桌边站起来，脉搏重重跳着。

　　“你可以跟我的律师谈。”我说。

　　马里诺离开之后，我上楼打开存放私人文件的松木柜子，开始整理银行单据、退税单以及各种会计记录，一边想着里士满大概有哪些辩护律师会很高兴看见我下半辈子被关起来或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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