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像枪一样对着我的眼睛发射，每个人好像都在大喊大叫。当天稍晚和次日早晨的头条新闻都报道了州长暂时将我停职，直到我能洗刷自己的名声为止。某篇社论推断说，诺林已经展现了绅士风度，而如果我够淑女，就应该自己表示要下台。

　　第11章

　　星期五，我待在家里的炉火前，继续一项繁琐又令人沮丧的工作，就是做笔记，试着记下我过去几个星期的一举一动。不幸的是，警方推断艾迪·希斯被人挟持走的时候，我正在从办公室开车回家的路上。苏珊被杀时，我～个人在家，马里诺带露西去练习射击了。弗兰克·唐纳修被射杀的那个清晨，我也是独自一人。在这三件谋杀案发生时，没有目击证人证实我在做什么。

　　相比之下，行凶动机和作案手法就相当难以说服人了。女人很少以处决式的手法杀人，在艾迪·希斯的案子里也找不出任何动机，除非我是个不为人知的性虐待狂。

　　我正想得出神，露西叫道：“我找到些东西。”

　　她坐在计算机前，双脚架在一张矮凳上，椅子转向一侧。她膝上放了好多张纸，键盘右边搁着我那把史密斯&韦森点三八。

　　“你把我的左轮手枪拿到这里干什么？”我不自在地问。

　　“彼得叫我一有机会就空扣扳机，所以我一面运行搜寻记录磁带的程序，一面练习。”

　　我拿起左轮，按下栓扣检查弹膛，确定里面没有子弹。

　　“虽然还有好几卷磁带没搜寻过，但我已经碰上要找的东西了。”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突然感到乐观不少。

　　“十二月九号的记录磁带显示出三条有趣的TU。”

　　“TU是什么？”我问。

　　“十指指纹更新数据。”露西解释道，“这里有三条记录。有一条完全被删除了，另一条的SID号码被改变，还有一条记录是新增的，几乎和另两条被删除或改变是同一个时间。我登入犯罪记录交换中心，去查改变和新增这两条记录的SID号码。被改的那条记录查到的是朗尼·乔·华德尔。”

　　“那条新的记录呢？”我说。

　　“很诡异，没有犯罪前科资料。我把那个SID号码输入了五次，都一直是‘查无记录’。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犯罪记录交换中心没有前科数据，我们就没办法知道这个人是谁。”

　　露西点头。“对，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有某人的指纹和SID号码，却没有姓名或其他能辨识身份的东西与它匹配。在我看来，这表示有人把这个人的记录删掉了。换句话说，犯罪记录交换中心也被动了手脚。”

　　“再回到朗尼·华德尔的问题上。”我说，“你能不能推出他的记录被动了什么手脚？”

　　“我有个想法。首先，你要知道SID号码是独一无二的辨识码，各有单独的索引，系统不会允许你在一个SID号码下输入两个数值。比方说我想和你交换SID号码，就必须先把你的记录删掉，把我的SID号码换成你的，再进入你的记录，把我原来的SID号码给你。”

　　“你认为就是这么回事？”我问。

　　“这样就能解释我在十二月九号的记录磁带里发现的这几条TU了。”

　　华德尔被处决前四天，我想。

　　“还有，”露西说，“十二月十六号，华德尔的记录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删除了。”

　　“怎么可能？”我迷惑地问，“范德拿珍妮弗·戴顿案里出现的一枚指纹去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找，查到华德尔身上，这才是一个多星期以前的事啊。”

　　“十二月十六号，自动指纹辨识系统在上午十点五十六分出了故障，在华德尔的记录被删除之后的九十八分钟；”露西答道，“数据库用记录磁带恢复过来了，但你要记得，备份一天只会在下午做一次。因此十二月十六号系统出故障的时候，早上对数据库做的更改都还没有备份。等数据库恢复之后，华德尔的记录也恢复了。”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华德尔行刑的四天前在他的SID号码上动了手脚？在他被处决三天后，又有人把他的记录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删除了？”

　　“在我看来是这样。我搞不懂，这个人为什么第一次不直接把他的记录删除呢？为什么要先费事去改变SID号码，再回来把他的整条记录都删除？”

　　不久后，我打电话给尼尔斯·范德，他对这个问题有很简单的答案。

　　“囚犯死亡后，将指纹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删除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范德说，“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把某个已死囚犯的记录删掉，唯一的原因是他的指纹可能出现在其他未破的案子里。但华德尔已经坐了九或十年的牢，不值得把他的指纹存起来。”

　　“十二月十六号把他的记录删除是例行公事？”我说。

　　“绝对是，但如果在他的SID号码被改变的十二月九号删除他的记录，就不是例行公事了，那时华德尔还活着。”

　　“尼尔斯，你认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改变一个人的SID号码，凯，就等于改变他的身份。我或许凑巧碰上他的指纹，但如果把对应的SID号码输入到犯罪记录交换中心，得到的也不是他的前科资料。我若不是找不到前科资料，就是会找到别人的。”

　　“在珍妮弗·戴顿家里找到的那枚指纹就让你碰上了。”我说，“你在犯罪记录交换中心输入对应的SID号码，结果查到朗尼。华德尔。然而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最初的SID号码遭到更改。我们不知道是谁在她的饭厅椅子上留下了指纹，对不对？”

　　“没错。而且事情愈来愈清楚，有人费了好大工夫，让我们无法查证那个人是谁。我不能证明那不是华德尔，也不能证明是。”

　　他说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闪现出种种影像。

　　“为了证实珍妮弗·戴顿椅子上的指纹不是华德尔的，我需要一个足够可信的旧指纹、一个不可能被动过手脚的指纹。但我实在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

　　我眼前出现深色的壁板和硬木地板，干涸的血迹暗红如石榴石。

　　“她家。”我喃喃道。

　　“谁家？”范德不解地问。

　　“罗比尼·纳史密斯家。”我说。

　　十年前，警方搜索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家时，不会带着激光或者Luma．Lite。那时还没有DNA比对这种东西，弗吉尼亚还没有自动的指纹系统，没有电脑化的方式能让留在墙上或者其他地方不完整的血指纹变得更清楚。虽然新式科技一般与早已结案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但还是有些例外。我相信罗比尼·纳史密斯的案子就是例外。

　　如果我们在她家喷洒化学药剂，或许可以“重建”当时的现场。血液会结块、流淌、滴落、溅洒、形成污渍、发出鲜红的尖叫，会渗进裂缝和罅隙，钻进垫子和地板底下。虽然血迹可以洗掉，也会随着时间变淡，但永远不会真正消失。就像珍妮弗·戴顿床上找到的那张无字的纸，在罗比尼·纳史密斯被杀害的房间里也有肉眼看不见的血迹。当年警方办案时没有高科技的帮助，只找到一枚血指纹，也许华德尔留下的指纹不止一枚，也许那些指纹还在那里。

　　尼尔斯·范德、本顿·韦斯利和我向西行驶，往里士满大学的方向开去。校合是一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美丽建筑，环湖而立，位于三锹路和河流路之间。多年前罗比尼·纳史密斯就是从这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她对这一区感情深厚，她的第一栋房子就买在离校园两条街的地方。

　　她生前住的那栋小砖房有双重斜面的四边形屋顶，建在半英亩土地的中央。这地方会是小偷的理想选择。庭院里都是树，屋后有三棵巨大的木兰树，完全遮住了阳光，使房子显得渺小。我不认为左右两边的邻居能听到罗比尼-纳史密斯屋里的动静一如果他们在家。而罗比尼被杀害的那天早上，她的邻居都上班去了。

　　十年前，这栋房子是在那么特殊的情况下出售的，价格在这一区来说算是很低。我们查出里士满大学把它买下供教职员住宿，屋里的东西大多也都留着。罗比尼没有结婚，是独生女，住在北弗吉尼亚的父母也不想要她的家具。我想他们无法忍受跟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甚至连看到都受不了。房子被校方买下之后，就租给了单身的德语教授山姆·波特。

　　我们从行李厢把摄影器材、化学药剂和其他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房子的后门开了。一个看来不甚健康的男人不甚热心地跟我们道早安。

　　“需要帮忙吗？”山姆·波特抽着烟走下台阶，把日渐稀疏的黑色长发从眼睛上拂开。他矮矮胖胖，臀部宽大，像个女人。

　　“那就麻烦你搬这个箱子。”范德说。

　　波特把香烟丢到地上，并没费事踩熄。我们跟在他后面走进小厨房，里面有绿色的旧电器，还有几十个脏碗盘。他带我们走过桌上堆着待洗衣物的饭厅，走到房子前端的客厅里。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试着不要表现出震惊的样子。我认出了连接着墙上的有线电视缆线的电视机、昔日的窗帘、那张棕色的皮沙发，还有现在已经满是刮痕、脏污不堪的拼花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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