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一面随便收拾着四处散落的书本与纸张，一面开口了。

　　“你们也看得出来，我不太有家务上的天分。”他的德语口音很明显，“我先把这些东西塞到饭桌上好了。”他回来的时候说，“还有什么要我搬走的东西？”他从白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从退色的牛仔裤里掏出火柴。一块怀表由一根皮质细带连在裤腰的皮带环上，他掏出怀表看时间，然后点烟。我注意到几件事：他双手发抖，手指肿大，颧骨和鼻子的皮肤下可以清楚地看见破裂的细小血管。他没有费事把烟灰缸清干净，但已经收起了酒杯和酒瓶，也特意倒过了垃圾。

　　“这样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搬其他的东西。”韦斯利说，“如果我们移动了什么，会物归原位的。”

　　“你说过，你们要用的这种化学药剂不会损坏东西，对人体也无害？”

　　“对，这东西没有危险。它会留下细沙一样的残留物——有点像盐水干掉以后。”我对他说，“我们会尽量清理干净。”

　　“你们做这些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在场。”波特紧张地吸了一口烟，“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说大概需要多久？”

　　“希望不超过两小时。”韦斯利环顾室内，虽然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想什么。

　　我脱下外套，不知道要放在哪里。范德拆开一盒底片。

　　“如果你们在我回来前弄完了，请把门锁好。不用担心我这里没有警报系统。”波特穿过厨房从后门出去，他发动车子，那声音听来像柴油公共汽车一样。

　　“实在太可惜了，真的。”范德说着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两瓶化学药剂，“这原本是栋很好的房子，里面却比我见过的贫民窟好不了多少。你们注意到炉子上那个平底锅里的炒蛋了吗？你们还要从这里拿什么？”他蹲在地上，“等准备好了，我再混合这些东西。”

　　“得尽量把能移开的东西都移开。你把照片带来了吗，凯？”韦斯利说。

　　我拿出罗比尼·纳史密斯一案的现场照片。“你们也注意到了，我们的教授朋友还在用她的家具。”

　　“嗯，那就把它们留着不动。”范德说得好像凶案现场的家具十年后还在原地是平常事一样，“但地毯得移开，我看得出它原本不是这里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韦斯利盯着脚下红蓝相间的编织毯。地毯非常脏，边缘都卷了起来。

　　“把边缘掀起来，就能看见底下的拼花地板和旁边的一样肮脏、满是刮痕，所以这地毯放在这里没有很久，何况它看起来质量不是很好，我怀疑它是否可以用这么多年。”

　　我把好几张照片摊在地板上移动，调整，直到角度合适，能看出什么东西需要移开。本来就在这房里的家具，摆放的位置已经不同了。我们开始动手，尽可能地重现罗比尼死亡时的场景。

　　“好，这棵树放那边。”我像舞台剧导演一样说，“对，把沙发往后再移大概两英尺，尼尔斯。那边再动一点点就好。树大概离沙发扶手四英寸左右，再近一点。这样很好。”

　　“不对，树枝是在沙发上方。”

　　“这树现在长大了。”

　　“我真不敢相信这树还活着。除了细菌和霉菌之外，我很惊讶会有东西能在波特教授附近生存。”

　　“地毯要移开？”韦斯利脱下夹克。

　　“对，她那时在前门口放了一小条长地毯，茶几下还有一条小的东方地毯。大部分地板上都没铺东西。”

　　他跪在地上把地毯卷起来。我走到电视机旁，研究放在上面的录像机和从墙内伸出的有线电视缆线。

　　“这得移到正对沙发和前门的方向，靠着墙。有谁熟悉录像机和有线电视的接线？”

　　“没有。”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这就动手。”

　　我拔下有线电视和录像机的接头，再拔下电视插头，小心地把它推过没铺东西、满是灰尘的地板。我再次比对照片，又推了几英尺，直到它正对着前门。然后我环顾四壁。波特显然有收集艺术品的习惯，他喜欢的那个艺术家我看不清楚署名，但从作品看来像是法国画家。好几幅炭笔素描画着女性躯体，有大量的曲线、粉红斑点和三角形。我们一幅一幅拿下来，靠在餐厅的墙上。这时客厅几乎空了，我也被灰尘弄得全身发痒。

　　韦斯利用手臂抹去额上的汗，看着我。“好了吗？”

　　“我想差不多了。当然，并不是每样东西都全了。原来这里有三把桶状靠背椅。”我指了指。

　　“在卧室里。”范德说，“一间卧室里有两把，另一间有一把。要不要搬出来？”

　　“也好。”他和韦斯利把椅子搬了进来。

　　“她原来在那边墙上挂了一幅画，在通往饭厅的门右边也有一幅。”我指出，“一幅是静物，另一幅是英国风景画。波特除了受不了她买的画，对其他的东西似乎都没有意见。”

　　“我们得把屋里的窗帘都拉上。要是还有光透进来，就剪一片这种纸，”范德指着地上一卷厚重的棕色纸，“用胶带贴在窗子上。”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屋里充满了脚步声，百叶窗拉上的咔啦声，还有剪刀剪纸的声音。偶尔也有人大声咒骂，因为纸剪得太短或者胶带粘成一团了。我留在客厅里，遮住前门和面街的两扇窗子上的玻璃。等我们重新聚在客厅里，关灯之后，屋里变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完美极了。”范德重新打开天花板上的灯。他戴上手套，拿出蒸馏水、化学药剂和两个塑料喷瓶放在茶几上。“我们这样办，斯卡佩塔医生，你来喷，我来录像，如果某个区域有反应就继续喷，直到我叫你往前移动。”

　　“你要我做什么？”韦斯利问。

　　“别碍事就好。”

　　“这里面是什么？”他问，看着范德打开装化学药剂的瓶盖。

　　“你不会想知道的。”我答道。

　　“我是个大男人了，告诉我。我不会吓死的。”

　　“这种试剂混合了蒸馏水、过硼酸钠，还有三胺邻苯二甲醯胺与碳酸钠。”我说着从皮包里拿出一双手套。

　　“你们确定这东西对这么久的血迹也有用？”韦斯利问。

　　“事实上，分解的旧血迹对感光剂的反应比新鲜血迹强，因为血液氧化的程度愈高，效果就愈好，而血迹愈旧，氧化的程度就愈高。”

　　“这里的木头都没有经过盐处理吧，你说呢？”范德环顾四周。

　　“应该没有。”我对韦斯利解释道，“用感光剂的最大问题就是错误的阳性反应。很多东西都会跟它起作用，比如铜和镍，还有盐处理过的木头上的铜盐。”

　　“它也喜欢铁锈、家用漂白水、碘酒和福尔马林。”范德补充说，“还有香蕉、西瓜、柑橘类水果以及好几种蔬菜里都有的过氧化酶，山葵也是。”

　　韦斯利笑着看看我。范德打开一个封套，拿出两方沾有稀释的干血迹的滤纸。然后他把这种溶液加进那种溶液里，叫韦斯利把灯关上。迅速喷两下，茶几上就出现了一层泛蓝的荧白光。它消失的速度几乎与出现的速度一样快。

　　“拿着。”范德对我说。我感觉喷瓶碰到手臂，便接了过来。范德按下录像机的开关，一个小红点亮起，夜视灯发出白光，随着他的视线转动，像一只夜光的眼睛。

　　“你们在哪里？”范德的声音在我左边响起。

　　“我在房间正中央，感觉茶几边缘抵着我的腿。”我说着，仿佛我们是在黑暗里玩耍的孩子。

　　“我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一点也不会碍事。”韦斯利的声音从餐厅的方向传来。

　　范德的白灯缓缓地朝我移来。我伸手碰到他的肩膀。“准备好了吗？”

　　“我在录。开始吧，一直往前走，直到我叫你停。”

　　我开始喷洒四周的地板，手指不停按压把手，面前浮着一层水雾，各种几何形状也开始在我脚边成形。一时间，感觉像是在黑暗中飞越过遥远地面上的城市灯火。拼花地板缝隙中的旧血迹发出了蓝白色的荧光。我喷了又喷，一点也不知道我在什么东西的哪个方向，只看见屋里满是足迹。我撞上的榕树盆栽的盆上出现模糊的白色条纹，右边的墙上有好几个涂抹的手印。

　　“开灯。”范德说。

　　韦斯利打开客厅的灯，范德把三十五厘米的相机固定在三角架上。拍摄时唯一的光源就是感光剂的荧光，底片需要很长的曝光时间才能捕捉影像。我拿了满满一瓶感光剂，等灯光再度熄灭，就对着墙上的手印喷个不停，让相机把这诡异的影像捕捉到底片上。然后我们继续移动。松散宽大的抹痕出现在壁板和拼花地板上，皮沙发上的缝痕处出现了一条霓虹灯般的影线，不完整地描摹出椅垫的形状。

　　“你可以把椅垫移开吗？”范德问。

　　我让椅垫一个个滑到地上，喷洒沙发。椅垫之间现出荧光，靠背上出现了更多刮擦与涂抹的痕迹，天花板上则出现了小小的明亮星座。在那台老电视机上，我们碰到第一个假的阳性反应，旋钮和荧光屏边缘的金属部分亮了起来，有线电视的缆线连接部分也变成稀薄牛奶般的蓝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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