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

　　“那斯卡佩塔是西班牙姓了？”

　　“事实上，是意大利姓。”

　　“这倒有趣，我还以为意大利人都是深色眼珠深色头发的。”

　　“我祖先是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来的，那里有不少人跟萨瓦①人、奥地利人和瑞士人的血统很相近。”我耐心地解释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金发蓝眼。”

　　①在法国东南部。

　　“哇，我敢说你一定很会做菜。”

　　“这是我的嗜好之一。”

　　“斯卡佩塔医生，我对你的职位不是很了解。”一个看来跟我年龄相仿、穿着体面的男人说，“你是里士满的首席法医吗？”

　　“我负责整个州。我们有四个分区办公室。中央办公室在里士满，潮水镇办公室在诺福克，西区办公室在罗诺克，北区办公室则在亚历山德里亚。”

　　“所以主任刚好被派在里士满？”

　　“对，这样的安排似乎比较合理，因为法医系统是州政府的一部分，议会的议事也是在里士满进行的。”我回答，这时门开了，罗伊·帕特森走进来。他是个宽肩、英俊的黑人男子，剪得短短的头发已开始泛灰。他穿着深蓝色的双排扣西装，浅黄色的衬衫袖口绣着他的姓名缩写字母。他打的领带很有名，今天这条看起来像是手工绘制的。他向陪审团成员问好，对我则不甚热情。

　　我发现那个涂着鲜红唇膏的女人是陪审团的主席。她清清喉咙，对我宣布我并非一定要作证，而我说的任何话都可能用来对付自己。

　　“我明白。”我说，接着便宣誓就位证人席。

　　帕特森在我的座位旁盘旋，对我的身份提供了微乎其微的介绍，然后便详细地说起我的职位有什么样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是如何容易被滥用。

　　“又会有谁在场目睹呢？”他问，“在很多情况下，斯卡佩塔博士工作时根本没有人在旁观察，除了一个不折不扣天天在她身边的人，那就是苏珊·斯多瑞。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听不到她的证词，因为她和她未出世的孩子都死了。但今天你们会听到其他人的证词。他们会为你们描绘出一幅令人心寒的画像，画着这个铁石心肠、野心勃勃的女人，一心想建立自己的王国，却在工作上严重失职。首先，她付钱叫苏珊-斯多瑞不要声张，然后，又因此杀人。

　　“大家都听过完美犯罪的故事，有谁比破案的专家更有本事做得出来呢？专家会知道，如果你打算在车里射杀一个人，就必须选择小口径的武器，这样才不会冒着子弹反弹乱跳的危险。专家不会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连空弹壳都不会留下来。专家不会用她自己的左轮手枪——她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她有的那些枪——她会用一把不会追查到她身上的枪。唉，她甚至可以从实验室借一把左轮，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法庭每年都会没收数以百计的枪，有些会捐给州政府的枪械实验室。谁知道呢，那把射穿了苏珊·斯多瑞后脑袋的点二二左轮，说不定现在正挂在枪械实验室里，或者在她办公室楼下实验人员测试枪械、斯卡佩塔医生也常去练习枪法的射击场里。顺带一提，她的枪法好到足以加入全国任何一个警局，而且她以前也杀过人，不过平心而论，那一次她的行动已经被裁定为正当自卫了。”

　　我低头盯着自己交叠在桌面上的手，法庭书记官静静地打字记录，帕特森继续说下去。他的措辞总是雄辩滔滔，不过常不懂得适可而止。要我解释苏珊家五斗柜里发现的那个封套上怎么会有我的指纹时，他大费周章地指出我的解释有多么不可信，程度之夸张让我觉得，有些陪审团成员说不定会想，为什么我说的不会是实话呢？然后他讲到了钱的事。

　　“斯卡佩塔医生，十一月十二号，你是不是去过西涅银行的城区分行，开了一张现金一万元的支票？”

　　“是的。”

　　帕特森迟疑了一下，可以看出他很惊讶，他以为我会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

　　“你是不是没有把这笔钱存进你的任何一个账户？”

　　“是的。”我说。

　　“那么，在你的停尸间管理人往她账户里存进来路不明的三千五百元的几个星期前，你带着一万元现金走出了西涅银行？”

　　“不是，先生。在我的财务记录中，你应该拿到了一份银行本票的复印件，金额是七千三百零一十八英镑。我带了一份复印件来。”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来。

　　帕特森只瞥了一眼，便请法庭书记官将其列为证据。

　　“这倒很有意思。”他说，“你购买了一张银行本票，开给一个叫查尔斯-赫尔的人。这是不是你的某种天才伎俩，用来掩饰你付钱给你手下的停尸间管理人，说不定还有其他人的事实？这个叫查尔斯·赫尔的人是不是把英镑兑了美元，再转手用到别的地方去——也许是到苏珊·斯多瑞的手上？”

　　“不。”我说，“而且我根本没把支票交给查尔斯·赫尔。”

　　“没有？”他表情困惑，“那你把支票如何处置了？”

　　“我把它交给本顿·韦斯利，他负责确定支票送到查尔斯·赫尔的手上。本顿·韦斯利——”

　　他打断我的话：“你的说法愈来愈荒谬了。”

　　“帕特森先生……”

　　“查尔斯·赫尔是谁？”

　　“我想先把刚才那句话说完。”我说。

　　“查尔斯·赫尔是谁？”

　　“我想听听她要说什么。”一个穿着格子布运动外套的男人说。

　　“请。”帕特森冷笑着说。

　　“我把那张本票交给了本顿·韦斯利。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在匡提科的行为科学小组负责嫌疑犯心理模式的建档研究。”

　　一个女人怯怯地举起手来。“是那个上过报的人吗？是不是一有可怕的谋杀案发生就会找他，像甘斯维尔发生的案子一样？”

　　“就是他。”我说，“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一个朋友马克·詹姆斯最好的朋友。马克·詹姆斯也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

　　“斯卡佩塔医生，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帕特森不耐烦地说，“马克-詹姆斯不只是你的朋友。”

　　“你是在问我吗，帕特森先生？”

　　“除了首席法医跟联邦调查局探员上床很明显牵涉到利益冲突，这个话题根本没有关系，所以我不会问——”

　　我打断他的话：“我和马克·詹姆斯是从读法学院时开始交往的。这其中并不牵涉利益冲突，而且我想特别声明，我抗议州检察官提及我据称跟某某人上床这件事。”书记官一律记下。

　　我的双手握得那么紧，指节都变白了。

　　帕特森又问：“查尔斯·赫尔是谁，你又为什么给了他一笔相当于一万美元的钱？”

　　我的脑海中闪现出粉红色的疤痕，眼前仿佛看见一只带着闪亮疤痕的手，残余的部分上连着两根手指。

　　“他曾经是伦敦维多利亚车站的售票员。”

　　“曾经是？”

　　“那个星期一，二月十八号，炸弹爆炸时他正在值班……”

　　没有人告诉我。那天，我整天听见新闻记者在报道个不停，却一点都不知情，直到我的电话在二月十九号的凌晨两点四十一分响起。当时是伦敦时间早晨六点四十一分，马克死了已经将近一天。本顿·韦斯利试着解释给我听，但我实在是吓得呆住了，一点都听不懂……

　　“那是昨天的事，我昨天听说了。你是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

　　“炸弹爆炸是在昨天早上的交通高峰时间，但马克的事J睁我是刚刚才知道的。我们驻伦敦的法律专员刚刚才通知我。”

　　“你确定？你百分之百确定？”

　　“天啊，我真的很抱歉，凯。”

　　“他们已经指认出他来了？”

　　“是的。”

　　“你确定，我是说……”

　　“凯，我在家里，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赶过去。”

　　“不，不用了。”

　　我全身颤抖却哭不出来。我在屋里游荡，扭绞双手，静静地呻吟着……

　　“但查尔斯·赫尔在炸弹爆炸案中受伤之前，你并不认识他，斯卡佩塔医生。你为什么要给他一万元？”帕特森用手帕轻拭额头。

　　“他和他妻子想生孩子，却一直无法如愿。”

　　“你怎么知道陌生人这么私密的家务事？”

　　“本顿·韦斯利告诉我的，我建议他们去伯恩霍尔，那是人工受孕的一流研究机构。人工受孕不在健康保险的给付范围之内。”

　　“但你说炸弹的案子是二月的事，支票却是在十一月才开的。”

　　“我一直到去年秋天才听说赫尔夫妇的问题，那时联邦调查局有照片要请赫尔先生指认，无意间得知了他的困难。我很久以前就跟本顿说过，如果有任何我能为赫尔先生做的事情，请他告诉我。”

　　“然后你就自愿负担陌生人进行人工受孕的开销？”听帕特森的口气，仿佛我刚才告诉他，我相信世上有小精灵。

　　“是的。”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圣人吗？”

　　“不是。”

　　“那么请解释你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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