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十一月打电话给珍妮弗·戴顿的时候，可能有人在监听他们的对话。消息传到诺林那里，他可能慌了。”

　　“他该慌。”马里诺说，“他办这件案子的时候，我亲自搜过华德尔的东西。这家伙几乎什么也没有，如果他把什么东西藏到农庄去了，我们也从来没找到过。”

　　“诺林当时也知道这点。”我说。

　　“他当然知道。”马里诺说，“当他听说华德尔在农庄上有东西要交给这个朋友，就知道事情不对劲。这下那个公文包又变成诺林的噩梦了。更糟的是，在华德尔还活着的时候，他不能派个人就这么闯进珍妮弗·戴顿家里去。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天知道华德尔会怎么做，最糟的可能就是开口告诉古鲁曼。”

　　“本顿，”我说，“你会不会刚好知道诺林为什么要随身携带肾上腺素？他对什么过敏？”

　　“显然是虾贝类。他到处放着EpiPen。”

　　他们继续谈话，我去看看烤箱里的千层饼好了没有，然后打开一瓶酒。对付诺林的案子可能要花上很长时间——如果能证明他有罪的话。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非常能体会华德尔当时的心情。

　　我打电话到古鲁曼家时，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

　　“我在弗吉尼亚已经完了。”我说，“只要诺林在位一天，他就不会让我回到职位上。他们夺走了我的生活，该死的，但我不会把灵魂也给他们，我打算每次都引用第五修正案。”

　　“那么你一定会被定罪。”

　　“考虑到我对付的是哪些浑蛋，这反正是必然的事了。”

　　“哎呀，斯卡佩塔医生，你是不是忘了我这个替你打官司的浑蛋啦？不知道你的周末是在哪里过的，但我去了趟伦敦。”

　　我登时变得面无血色。

　　“嘿，我不敢打包票说用这招能成功对付帕特森，”这个我曾以为恨之入骨的人说，“但我会拼了老命把查尔斯·赫尔弄上证人席。”

　　第14章

　　一月二十日那天像三月天一样刮着大风，阳光刺眼，但比三月冷多了。我沿着布朗街向东，朝约翰·马歇尔法院驶去。

　　“现在我要再跟你说一件你已经知道的事。”尼古拉斯-古鲁曼说，“媒体会像抢食的鱼群一样疯狂。靠得太近的话，他们会给你啃掉一条腿。到时候我们并肩走，眼睛往下看，不管是谁、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要回头，也不要看任何人。”

　　“我们会找不到停车位的。”我边说边左转开上第九街，“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慢一点，右侧路边的那位好心女士有所动作。她要离开了，如果她最后能出得来。”

　　我的车后喇叭声大作。我瞥了一眼手表，然后转向古鲁曼，像运动员等待教练最后一分钟的指示。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克什米尔长大衣，戴着黑色皮手套，顶端镶银的手杖靠在坐椅旁，膝头放着一个身经百战、伤痕累累的公文包。

　　“记住，”他说，“有权决定叫谁进去、不叫谁进去的是你那位朋友帕特森，所以我们得靠陪审团插手，这就要看你的了。你得让他们对你有感觉，凯。在走进那房间的一刹那，你就得跟十个、十一个陌生人成为朋友。不管他们要跟你聊什么，都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要让他们接近你。”

　　“我明白。”我说。

　　“我们要孤注一掷，说定了？”

　　“好。”

　　“祝你好运，医生。”他微笑着拍拍我的手臂。

　　我们进入法院，一位警官拦住我们，用金属探测扫描仪检查我的皮包和公文包。在我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前来作证时，他已经重复过这套程序几百遍了，但这次他避开我的眼神，什么也没说。古鲁曼的手杖引发了探测器的反应，他耐心之至、极有礼貌地解释说，手杖尖端和外层镶的银是拆不下来的，而且深色的木质杖身里真的没有藏任何东西。

　　“他以为我这里面放了什么，吹箭筒吗？”我们进入电梯后，他说道。

　　电梯门在三楼打开的那一刹那，虎视眈眈的记者果然不出所料地蜂拥而上。虽然患有痛风，但我的律师移动的速度仍然算快，手杖点地的声音伴着大步向前的步伐。意外地，我觉得一切都离得很远、很不清晰，直到我们走进几乎空荡荡的法庭，本顿·韦斯利和一个我知道是查尔斯·赫尔的瘦小年轻男人坐在角落，右脸颊上满是纵横交错的粉红色疤痕。他站起来的时候很拘谨地把右手插进外套口袋里，我看见他少了好几根手指。他穿着不合身的暗色西装，打着领带，眼神四处游移。我只顾着机械化地坐下来，然后翻看公文包。我没办法和他说话，这三个男人也都聪明地假装没注意到我很难过。

　　“我们先来谈一下他们手上有什么。”古鲁曼说，“我想杰森·斯多瑞一定会作证，还有路瑟罗警官。当然，还有马里诺。帕特森还会在他的明星阵容里加进谁，我就不知道了。”

　　“先声明一下，”韦斯利看着我说，“我跟帕特森谈过，告诉他这案子根本不成立，也说审判的时候我会这么作证。”

　　“我们是假定不会到开庭审判的地步。”古鲁曼说，“你进去的时候，我要你让陪审团知道，你跟帕特森谈过，告诉他这案子不成立，但他还是坚持进行。只要他问的问题跟你们私下已经谈过的议题有关，你回答时就这么说：‘我去你办公室的时候也告诉过你’，或者‘我们哪天谈话的时候，我明确地表示过’等等。很重要的一点，要让陪审团知道你不只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更是匡提科行为科学小组的组长，而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分析暴力犯罪，并建立罪犯的心理模式资料。你也可以声明，就目前在调查的这些杀人案来说，斯卡佩塔医生无论正着看、倒着看都完全不符合凶手的心理模式，事实上，你觉得把斯卡佩塔医生扯进来是很荒谬的。同时，你也要让陪审团清楚你是马克·詹姆斯工作上的前辈，不仅教了他很多东西，也是他最亲近的朋友。尽力主动多说一点，因为帕特森绝不会问你这些。还要让陪审团清楚，查尔斯·赫尔已经来到这里。”

　　“要是他们不传我进去，怎么办？”查尔斯·赫尔问。

　　“那我们就会受限了。”古鲁曼回答道，“我在伦敦也跟你解释过，这场戏得看检方的表演。斯卡佩塔医生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证据，我们至少得让一个陪审团成员请我们钻进去。”

　　“这可不简单。”赫尔说。

　　“你把存款单和你所付费用的收据都带来了？”

　　“带来了，先生。”

　　“很好，别等着他们问，你说话时就把它放在桌上。从我们上次谈话之后，你太太的情况还是一样？”

　　“是的，先生。我也跟你说过，她接受了人工受孕的手术，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要是能提，记得提到这一点。”古鲁曼说。

　　几分钟后，我被传到陪审团室去。

　　“当然，他要你先进去。”古鲁曼和我一起站起来，“然后他再把跟你作对的人叫进去，这样可以给陪审团留下不好的印象。”他陪我走到门边，“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就在这里。”

　　我点点头，走进房间，在桌子前端的空椅子上坐下。帕特森不在房间里，我知道这是他的伎俩之一。他要让我在静默中忍受这十个掌握着我未来的陌生人的审视。我迎视每个人的眼光，甚至和其中几个相视微笑了一下。一个擦着鲜红唇膏的严肃年轻女人决定不再等待州政府检察官了。

　　“你为什么决定处理死人，而不是医治活人？”她问，“一个医生做出这种选择，似乎有点奇怪。”

　　“我对活人非常关心，所以才想研究死者。”我说，“我们从死者身上得到的知识可以造福活人，而司法正义的运作也是为了保护还活着的人。”

　　“你不会觉得不好受吗？”一个有着粗糙大手的老人问。他的表情是如此诚挚，似乎他也感到了痛苦。

　　“当然会。”

　　“你高中毕业之后，还得再读几年书？”一个大块头的黑人女性问。

　　“十七年，包括我当住院医生和研究生的时间。”

　　“我的老天啊。”

　　“你都上过哪里？”

　　“你指的是学校吗？”我对那个戴着眼镜的瘦瘦的年轻男人说。

　　“是的，女士。”

　　“圣迈可，路德圣母学院，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乔治城。”

　　“你爸爸是医生吗？”

　　“先父在迈阿密开一间小杂货店。”

　　“晤，得付这么多学费一定很头痛。”

　　几个陪审团成员轻笑起来。

　　“我很幸运，得过几个奖学金。”我说，“从高中时代开始。”

　　“我有个叔叔在诺福克的‘幽冥殡仪馆’做事。”另一个人说。

　　“哦，少来了，巴瑞，不可能有殡仪馆真叫那种名字。”

　　“我没骗你。”

　　“那算什么，我们法叶特维尔有一家殡仪馆是一家姓‘棺木’的人开的。你们猜这殡仪馆叫什么名字？”

　　“不可能吧？”

　　“你不是这一带的人？”

　　“我出生在迈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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