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们不能动那些驳船、潜水艇，目前为止一切都维持原状，按兵不动，除非救出所有人质。”他啜了一口咖啡。地平线逐渐变成淡金色。

　　“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达到目的就离开，不再杀害任何人。”我说，虽然我并不认为事情会这么简单。

　　“不，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能就地镇压他们的行动。”他看着我说，“我们不能让满载髙放射性物质的驳船通过弗吉尼亚河川甚或出海。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恐吓，还是击沉它？况且，我猜他们会一路挟持人质，”他迟疑片刻，“而且最后不留活口。”

　　我抑制不住地想象那些可怜的人质每一下呼吸，神经细胞都会随之惊跳。我熟知人因恐惧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些画面在脑中腾跃，我深受煎熬。一想到那些自称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家伙，我的憎厌就难以言喻，不禁握紧拳头。

　　韦斯利看到我泛白的指关节，以为我害怕这趟飞行。“再过几分钟就好了他说，“已经开始下降了。”

　　我们降落在肯尼迪机场，一辆机场巴士在铺着沥青的飞机跑道上等候。两名穿制服的强健男子负责驾驶，我没问韦斯利他们是谁，因为我已猜到。其中一人送我们进入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站楼，联邦调查局或五角大楼已跟他们协商好，让他们留出下班飞往伦敦的协和班机上的两个座位。柜台处，我们隐秘地出示身份证，告诉工作人员我们没有携带武器。奉命来保护我们安全的探员一直跟我们走到候机楼，我再度留意他时，他正假装浏览一叠厚厚的外文报纸。

　　韦斯利和我在视野宽阔的落地窗前找位子坐下，看着窗外柏油路上一架超音速客机如巨大的苍鹭，正从附在机身侧面的粗管吸食油料。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协和式客机不太像商务客机，倒更像火箭，但显然大部分乘客对其外观不感兴趣。他们开始享用酥皮派和水果，有的则啜饮刚调好的血腥玛丽。

　　韦斯利和我几乎没怎么交谈，不时扫视周遭的人，我们像印象中的所有间谍或逃亡者一样高举着报纸。我留意到与我们举止相近的人中有一名中东男子，他那双眼睛让我想起法庭上的约珥·汉德，那天意外发现他竟是个魅力十足、气质出众的男人。倘若他此刻坐在我旁边，而我对他一无所知，一定会认为他比我们更适合这种场合。

　　“你还好吧？”韦斯利放下报纸。

　　“我不确定。”我有点紧张，“告诉我我们现在是否落单了，你的朋友还在这里吗？”

　　他眼含笑意。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你以为我们附近有特工或探员？”

　　“我知道了，那个走向我们的穿西装男人是为英国航空公司服务的特工。”

　　“这么说吧，凯，除非我们落单，否则我不会刻意告诉你。”

　　我们对视了好一会儿。我们从未一起出过国，而现在并非旧情复燃的好时机。他穿着几近黑色的深蓝色西装，内衬常穿的白衬衫和款式保守的领带。我的打扮同样低调端庄。我们都戴着墨镜，也许看起来更像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我留意室内其他女人，才意识到一个事实——我从来不像是谁的妻子。

　　《泰晤士报》在他手中折起时窸窣作响，他瞟了一眼手表。“该登机了。”当二号班机的广播再度响起时，他站了起来。

　　协和式客机能容纳一百名乘客，客舱走道两侧各两个座位，陈设是色调柔和的灰色地毯和皮椅，窗户小得无法看到外面。乘务员全是英国人，礼貌周到。他们才不在乎我们是联邦调查局、海军或中央情报局的人，唯一关心的是我们想喝什么。我点了威士忌。

　　“会不会早了点？”韦斯利说。

　　“以伦敦的时间来说并不算早。”我告诉他，“当地时间晚五个小时。”

　　“谢谢，我会把表调好的。”他冷冷地说，仿佛这辈子从没出过国，“我要啤酒。”他对乘务员说。

　　“现在正在跨时区，喝一杯有什么不对？”我难以克制自己尖锐的语气。

　　他转向我，与我对视。“你在生气。”

　　“这就是你之所以成为犯罪心理分析专家的原因，你善于观察他人。”

　　他不动声地环顾四周。我们坐在舱壁后方，走道另一边的位子空着，而我也根本不在乎坐后面的是谁。

　　“我们可以理性地谈谈吗？”他轻声问。

　　“你教教我怎么理性，本顿，你每次都在事后才肯谈。”

　　“我不知道你指哪件事。我们一定是哪里没沟通好。”

　　“大家都知道你分居了，除了我。”我说，“露西告诉了我这件事，而她是从其他探员那里听来的。流言沸沸扬扬，说我是破坏你们婚姻的第三者。”

　　“天哪，希望你不是因这些流言觉得委屈。”

　　“一点也没有。”

　　“我不告诉你，是不想受你影响。”他说。

　　我们低声交谈，身体前倾，肩膀靠在一起。尽管气氛凝重，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身体的温暖，闻得到他羊毛外套和古龙水的味道。

　　“我对婚姻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与你无关。”酒送来后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理解。”

　　我的身体不习惯在这个时间接受威士忌，醉意来得又快又猛，我一下子放松下来，闭上眼睛。机身后倾，有节奏地震动着，然后轰然冲向高空。刹那间世界下沉，空无一物，仅剩一道模糊的地平线，这就是我能看到的窗外的全部景象。引擎声依旧嘈杂，我们得靠近才能继续交谈。“我知道我对你的感情，”韦斯利说，“知道很久了。”

　　“你不该这么做我说，“你无权这么做。”

　　“那你呢？你有权利做你想做的事吗，凯？还是因为当时我是房间里唯一的人？”

　　“至少我没结婚，当时也没交往对象。”我说，“不，我不该这样。”

　　韦斯利继续喝啤酒，开胃小菜和鱼子酱都无法引起我们的食欲，而这仅仅是美食游戏的第一轮。我们久久陷入沉默，和舱内所有人一样翻阅杂志或期刊。搭乘协和式客机的乘客鲜有交谈，我决定也做一次乏味的富豪或名流。

　　“我想最好解决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韦斯利开口，靠近正在吃芦笋的我。

　　“什么事？”我放下叉子。我惯用左手吃东西，而他又坐在我左边。“你知道的，关于哪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

　　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胸部，手臂随即僵在那里，似乎我们之前说的都没有意义了。

　　“好。”我说。

　　“好？”他感到好奇，“这是什么意思？”

　　“同意你刚才说的，”我有些紧张地移开身体，“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我们就这么做。”他表示同意。

　　“一言为定。”我说，但不清楚我们究竟达成了何种协议，“还有，如果你离了婚，而我们还想在一起，就从头开始。”

　　“就是这样，这是最理想的决定。”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工作搭档和好朋友。”

　　“正合我意。”他说。

　　二

　　六点半，我们坐在苏格兰场警察驾驶的路虎警车后座上沿公园大道飞驰，两人都一言不发地看着黑暗中掠过的灯火，我有些辨不清方向，但兴致高涨。海德公园如一片黑色汪洋，曲折小径灯光隐现。

　　下榻之处距多尔切斯特酒店很近，今晚酒店附近围满了巴基斯坦人，群情激愤地抗议他们来访的总理。防暴警察和警犬在一旁待命，但我们的司机似乎不以为意。

　　“里面有门卫。”他在一栋新盖的高楼前停下车，“你们进去以后出示证件，他就会带你们去房间。需要帮忙搬行李吗？”

　　韦斯利打开车门。“谢谢，我们自己就行。”

　　我们下了车，走进一个小小的接待区，一名机警的老先生坐在光可鉴人的桌子后对我们亲切微笑。

　　“我正在等你们。”他说。

　　他上前接过我们的行李。“请跟我乘电梯上楼。”

　　我们进电梯升至五楼，被带入一套窗户很大的三人间套房，房间里装饰着色彩鲜艳的织物和非洲艺术品。我的房间布置得相当舒适，有大得足以让人溺水的传统英式浴缸和链条冲水马桶。铺着土耳其地毯的硬木地板上是成套的维多利亚式家具。我走到窗边拉起百叶窗，关灯，凝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公园里随风摇摆的幽暗树林。

　　韦斯利的房间在过道尽头，我完全没发现他进来了，直到他开口说话。

　　“凯？”他伫立在门前，冰块撞击发出脆响，“有人送来一瓶特级苏格兰威士忌，请我们好好享用。”

　　他走进房里，将一杯波纹晃动的酒放在窗台上。

　　“你想灌醉我吗？”

　　“用不着。”

　　他站在我身边。我们喝酒，凝望彼此，紧紧靠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绵绵低语，然后他抚弄我的头发，亲吻我的耳朵和嘴唇。我也抚摸着他。我们亲吻彼此，爱抚彼此，如此深爱对方，无法自拔。

　　“我好想你。”他在我耳边低语，衣衫已解。

　　我们尽情欢爱，情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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