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唯一的理由，没有谁对谁错。分离的日子太过难熬，我们整晚渴求彼此，缠绵不休。我沉沉睡到清晨自然醒，发现他已不在床上，就像做了一场梦。我蜷在鸭绒被下，昨晚的景象如抒情诗般缓缓浮现于脑海。光影在我眼睑上舞动，我的身体似乎也跟着摇摆。我又变成了小女孩，重温父亲病逝前未谙世事的那段美好时光。

　　我一直忘不了父亲。我对男人的恋慕一再不幸重演，或许正是因他太早离我而去。就像在跳一支只需随节拍移动的舞，我最后发现自己大部分私生活都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静静度过。我这才明白露西像我，我们都善于隐藏自己，将苦楚深埋心底。

　　梳洗穿戴完毕，我走入过道，看到韦斯利正在客厅望着云层密布的窗外喝咖啡，他也已穿戴整齐，未显一丝疲态。

　　“喝咖啡吧，”他说，“要我帮你倒吗？”

　　“谢谢，我自己来。”我走进厨房，“你起床很久了吗？”

　　“没多久。”

　　他煮的咖啡很浓，我这才意识到他家居方面的很多细节我都不了解。我知道我们生活方式很像，但从未与他一起烹饪、度假或进行任何运动。我走进客厅，把杯碟搁在窗台上，眺望公园。

　　“你好吗？”他凝视着我的眼睛。

　　“很好，你呢？”

　　“你看起来不太好。”

　　“你又犯职业病了。”

　　“你似乎没睡好，我没别的意思。”

　　“我根本没睡，这都得怪你。”

　　他笑道：“是因为我还是时差？”

　　“调时差是个很糟糕的理由，韦斯利探员。”

　　车辆高声疾驶，不时夹杂着英国警报器特有的噪音。天光乍泄的清冷早晨，人行道上的人们步履匆匆，还有人在慢跑。韦斯利站起身。

　　“我们得走了。”他蹭着我的颈背，又亲吻着，“我们得吃点东西，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本顿，我痛恨这种生活。”我话未说完，他已关上了门。

　　沿公园大道行经多尔切斯特酒店，我们看到几个巴基斯坦人还站在那里。我们走向蒙特街，在南奥德利找到一家已开门营业的小餐厅“瑞丘克斯”。店里供应法式酥皮点心和一盒盒艺术品般的巧克力。顾客都着装正式，坐在小桌边看报纸。我喝了杯新鲜柳橙汁，觉得很饿。菲律宾女服务员有点迷惑为什么韦斯利只点吐司，我却要了培根、鸡蛋加番煎和蘑菇。

　　“你们一起吃吗？”她问。

　　“不用，谢谢。”我对她微徽一笑。。

　　不到十点钟，我们从南奥德利前往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是栋宏伟的花岗岩建筑，一只青铜雄鹰突兀地矗立在屋顶。安全措施十分严密，随处可见面无表情的警卫。我们出示护照和各种证件，照片则被收走了。最后，我们被护送到二楼会见联邦调查局派驻英国的法定资深特派员查克·奥尔森。他穿黑色西装，个子矮胖，像韦斯利那样的银白色头发修整得清爽利落。等在他办公室前办签证和绿卡的人排成长龙。

　　“很高兴你们来。”他与我们握手，“请坐，要来杯咖啡吗？”

　　韦斯利和我坐在沙发上，旁边的办公桌上除记事本和活页夹以外空无一物。奥尔森背后的方形软木板上钉着的涂鸦应该是他孩子的作品，软木板上方挂着一个巨大的司法部标志。如果没有那几面书架和各种奖章奖状，这间属于工作狂的简陋办公室便不曾留下任何工作或私人生活的印记。

　　“查克，”韦斯利说，“我想你已知道斯卡佩塔医生是我们的司法病理学家顾问，她来这里是为处理几个弗吉尼亚州的案子。”

　　“上帝保佑！”奥尔森说，要是英国和欧洲各地发生核能灾害，我理当被派去为罹难者验尸。

　　“麻烦你跟她解释一下目前的状况。”韦斯利说。

　　“当然。”奥尔森先生对我说，“英国三分之一的电力来自核能发电，我们担心发生类似的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事实上，那批人现在可能准备随时行动。”

　　“但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本营在弗吉尼亚州，”我说，“难道他们是国际性组织？”

　　“他们其实另有目的。”他说，“真正需要钚的不是他们。”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我说。

　　“结果，事情爆发了，”韦斯利说，“就在旧岬。”

　　“你肯定知道，”奥尔森接着说，“有些人长久以来费尽心思想拥有核武器，但受到百般阻挠，结果就找上了弗吉尼亚州的新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他们在当地唯一能够利用的极端主义团体。”

　　“你如何确定这一点呢？”我问。

　　韦斯利回答：“我们曾追踪约珥·汉德的电话记录，过去两年来他们联系相当频繁。”

　　“可你并不知道那些人在伦敦从事某些地下活动。”我说。

　　“我们怕的是根本无从防备。伦敦是欧洲、美国与中东三地的踏脚板，也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他们从美国偷火，并不代表美国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偷火？”

　　“借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火就是我们对钚的暗称。”

　　“我明白了。”我说，‘你这番话让人听得心惊肉跳，说吧，我能做什么。”

　　“我们要探究幕后主使者的心态，包括发动这起事件的目的和未来的走向。”奥尔森说，“当务之急是摸清这些恐怖分子的想法，而这是韦斯利的责任，你的任务则是搜集资料。我知道你有个同事在伦敦，也许他能提供一些有用信息。”

　　“希望如此。”我说，“我打算跟他谈谈。”

　　“安全有保障吗？”韦斯利问，“是否要派人保护她？”

　　奥尔森神色古怪地盯着我，仿佛看透了我的紧张，而我成了某件东西或即将登场的拳击手。

　　“不用，”他说，“我认为她在这里绝对安全，除非你有其他顾虑。”

　　“我不敢肯定，”韦斯利也看着我，“也许还是派人跟着她更好。”

　　“不用了，没人知道我在伦敦。”我说，“而且马特医生相当顽固，威逼利诱对他都没用。要是有人跟着我，他一定不会透露任何口风，那我这趟就白来了。”

　　“好吧，”韦斯利勉为其难地说，“随时让我们知道你在哪儿。还有我们得在四点前见面，飞机那时起飞。”

　　“如果有事我就会通知你，”我说，“你们一直待在这里吗？”

　　“如果不在，秘书会告诉你去哪里找我们。”奥尔森说。

　　我下楼到大厅，喷泉大声飞溅，林肯铜像高高耸立在一面挂着历届总统肖像的墙前。警卫尽职地检查护照和访客，我在他们冷峻的注视下通过后，仍能感觉到他们跟随的目光。早晨街道湿冷，我拦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距离并不算远的伊顿广场外上流住宅区的一个地址。

　　老马特太太住在伊伯里街的三层楼多栋联建住宅区。她房子那斑驳木瓦屋顶上的烟囱漆成红色，格外抢眼。窗台上的花盆种满黄水仙、番红花和常春藤。我爬上二楼敲门，应门的不是潮水镇的法医。一位端庄的妇女看着我，我同样困惑。

　　“对不起，”我对她说，“我猜这里已经被原来的屋主卖掉了。”

　　“我们一直住在这里。”她语气坚决。

　　“我是来找菲利普·马特的，”我接着说，“一定是我弄错了……”

　　“哦，菲利普是我哥哥，”她亲切地笑道，“他上班刚走，你正好错过了。”

　　“上班？”我说。

　　“对呀，他通常都这时出门，避开交通髙峰，虽然我不认为真有这个必要。”她犹豫了一下，意识到该提防面前的不速之客，“要我告诉他谁来找他吗？”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我找他有急事。”

　　“啊，”她很惊喜，“我听他提过，他对你赞不绝口呢。要是知道你来了他一定非常髙兴。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有机会来的话，我绝不会错过。你能告诉我到哪里才找得到他吗？”我追问。

　　“当然，在豪斯佛瑞路上的威斯敏斯特公共太平间。”她犹豫片刻，有点纳闷，“我以为他告诉过你。”

　　“是的，”我笑道，“我为他感到很高兴。”

　　我不确定自己在说什么，但她看起来很开心。

　　“别告诉他我来过，”我接着说，“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太棒了，他准会大吃一惊。”

　　我重新拦了辆出租车，心想她应该是真诚的。无论马特回英国工作基于何种理由，我都不由得兴奋起来。

　　“您要去法医办公室吗？”司机问我，“就在那里。”他指向一栋漂亮的砖砌建筑上开着的窗户。

　　“不，我要去验尸间。”我说。

　　“哦，就在这里了，您走着进去可能比我载您进去更好。”他嘶哑地笑道。

　　出租车停靠在一栋依伦敦标准看略显寒酸的建筑前，我掏出车钱。砖造楼房装饰着花岗岩，顶楼围着造型特异的护墙，周遭环绕造型华丽的铁镑色锻铁围篱。入口名牌上的日期显示，这个验尸间已有一百年的历史。我不由想到这一百年间司法医学的发展何等艰辛，要不是有这些前人的努力，有些案件的破案证据永远无法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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