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他出示证件，他接过去端详了片刻。我感觉他不明白法医是什么，也不准备问。

　　“原来你是首席，”他把黑色旧钱包递还给我，“哪种首席？”

　　“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我说，“警方正在等我。”

　　他回到岗哨亭打电话，我则逐渐失去了耐心。每次因公进入某个安检区域时，我总得经历这类事情。我原本以为原因在于我的性别，早年间也许这的确是部分因素——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如此。而如今，我相信暴力、犯罪和法律的威胁才是真正原因。那位警卫记下我的车型和车牌号，让我在登记板上签名，然后给了我一张来访通行证。但我没有佩戴。

　　“看见那棵松树了吗？”他伸手指着说。

　　“我看见好几棵。”

　　“有点弯的那棵。从那里左转直走就可以到水边了，女士，”他说，“慢走。”

　　我驱车向前，行经散置着的巨型轮胎和几栋挂着“美国海关暨联邦海运大楼”招牌的红砖建筑。港口建有数排巨大的仓库，无数橙色集装箱排列在卸货码头旁，有如群聚在食槽边进食的动物。货轮“欧罗克利普号”和“天狼星号”停泊在詹姆斯河码头，每艘都足有足球场的两倍长。游泳池大小的舱口敞开着，上方数百英尺处悬吊着起重机悬臂。

　　发现腐尸的集装箱已被安置在轮架上，四周围绕着用交通圆锥筒固定的警戒线。无人靠近。事实上，附近也不见警察的身影，只有一辆没有标志的蓝色雪佛兰凯普瑞斯汽车停靠在码头边，坐在里面的司机正和窗外一名身穿白衬衫打领带的男子交谈。卸货工作已经暂停。戴着头盔、身穿反光背心的码头工人无聊地在一旁抽烟、喝汽水或瓶装水。

　　我给办公室打电话找到费尔丁。

　　“我们是什么时候接获通知的？”我问他。

　　“稍等，我查一下记录。”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响起，“十点五十三分。”

　　“尸体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这个，安德森好像不太清楚。”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说过，她是新人。”

　　“费尔丁，这里除了她就没有别的警察了，我猜那大概是她吧。她向你通报这起案子的时候到底怎么说的？”

　　“发现时已死亡，尸体腐烂，要求你赶往现场。”

　　“她指名要我来？”我问。

　　“每个人都指名要你，这没什么新鲜的。不过她说是马里诺要她找你去现场的。”

　　“马里诺？”我惊讶地问，“他要她找我？”

　　“是啊，我想他的确有点莽撞。”

　　我想起马里诺说过他会顺便来趟现场，不禁愈发气愤。为何他让一个新人对我下令，接着又声称会顺便过来瞧瞧我们的进展？

　　“费尔丁，你最近一次和马里诺说话是什么时候？”我问。

　　“好几周以前了。相当不愉快。”

　　“只怕你的火气还不及我的一半，要是他真敢来到现场的话。”我说。

　　在搬运工人的注视下，我下车打开行李厢，取出银箱、连身工作服和鞋子，朝那辆没有警方标志的车走去，心中愈发恼火，沉重的铝箱不断撞击着我腿侧。

　　穿白衬衫打领带的男子似乎觉得很热，他手搭凉棚四处观望，发现盘旋在港口上空约四百英尺处的两架电视台新闻采访直升机时，显得十分不悦。

　　“可恶的记者。”他嘟囔着，转头看我。

　　“我在找这个犯罪现场的负责人。”我说。

　　“我是。”凯普瑞斯汽车里传出女人的声音。

　　我弯下腰，透过车窗看到车里坐着一个年轻女子。她的皮肤晒得黝黑，一头褐色短发利落地梳向脑后，鼻梁和下巴的线条显得十分刚毅。她眼神凌厉，身着退色的宽松牛仔裤、黑色系带皮靴和白色T恤，枪垂在臀部，警徽则用吊链别在衣领上。车里冷气开得很足，收音机里的轻摇滚乐声盖过了对讲机里的警方对话。

　　“你大概就是安德森警探吧。”我说。

　　“雷内·安德森。没有第二个。你一定就是那位有名的法医了。”她说话时的傲慢让我想起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警察。

　　“我是乔伊·肖，港口主管，”男子自我介绍，“想必你就是警卫刚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位女士了。”

　　他年龄和我相仿，金发蓝眼，皮肤由于长时间的暴晒而皱纹密布。从表情可以看出，他对安德森和这天发生的事情已相当厌烦。

　　“在我开始工作前，你是否需要让我了解什么情况？”我在呼呼的冷气声和直升机的轰响里提高嗓门对安德森说，“例如为什么现场看不见一个警察？”

　　“因为没必要，”安德森说着用膝盖顶开车门，“你来这里时应该也发现了，这地方可不怎么好找。”

　　我把铝箱搁在地上。安德森绕过车子走向我，这时我才诧异地发现她竟如此娇小。

　　“我能告诉你的不多，”她对我说，“你看到的这些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一个集装箱，里面装着一具腐臭的尸体。”

　　“不，你可以告诉我的太多了，安德森警探。”我说，“尸体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发现的？你是否亲眼见到了？是否有人接近过尸体？现场是否遭到破坏？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是否定的，否则你恐怕得担责任了。”

　　她大笑起来。我开始套上工作服。

　　“根本没人进去，”她说，“没人有这个胆量。”

　　“你不必进集装箱也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肖接着说。

　　我穿上黑色锐步运动鞋，戴上棒球帽。安德森望着我的奔驰。

　　“也许我该申请调到州政府工作。”她说。

　　我上下打量着她，说道：“我建议你最好先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再去那里。”

　　“我必须先打几个电话。”她说着走开了。

　　“我无意干涉任何人的工作，”肖对我说，“可我想知道这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这里发现了尸体，警方却只派了这么个小毛丫头过来？”他紧绷着下巴，脸色潮红，汗水不断渗出，“你知道，我们只有正常营运才有钱赚，”他继续说，“可是这会儿已经停工两个半小时了。”他极力压抑着想骂粗话的冲动，“不是说我不同情死掉的人，”他又说，“但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赶快办完事然后离开。”他抬头望着天空，“还有那些记者。”

　　“肖先生，那个集装箱里装的是什么货物？”我问他。

　　“德国产的照相器材。集装箱门闩上的封条是完好的，所以货物应该没被做什么手脚。”

　　“封条是国外货运人员贴上的吗？”

　　“没错。”

　　“这么说，那具尸体，无论是死是活，给集装箱贴封条前就在里面了？”我说。

　　“看起来是这样的。集装箱编号和海关文件上登记的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异常。事实上这些货物早就完成了报关手续，已经有五天了，”肖说，“所以才会被吊到轮架上放着。可我们闻到一股怪味，只好把它搁置在那里。”

　　我回头环顾现场。一阵风吹来，起重机上的沉重铁链眶当作响。刚从“欧罗克利普号”三个舱口卸下许多钢梁的起重机此时都已停止作业。铲车和平板铲车闲置在一旁。无事可做的码头工人和船员远远地望着我们。

　　有些人在船头和船舱的窗口观望。堆放着木架、隔板和滑动垫木的柏油地面油光闪闪，散发着丝丝蒸气，一列CSX公司的货运火车从仓库后方的平交道驶过。木馏油的气味非常浓烈，但仍遮不住那股烟雾般飘散在空气中的腐尸味。

　　“这艘货轮是从哪里起航的？”我问肖，同时注意到一辆警车在我的奔驰旁停了下来。

　　“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两周前出发的，”他望着“天狼星号”和“欧罗克利普号”说，“这里大都是外国货轮，只有在他们偶尔表示亲善时你才看得到美国国旗。”他带着些许落寞补充道。

　　“欧罗克利普号”的右舷上站着一名男子，正用望远镜看向我们。天气相当暖和，他竟还用长袖上衣和长裤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这让我有些奇怪。

　　肖眯起眼睛。“阳光可真刺眼啊。”

　　“可能是偷渡犯吗？”我说，“虽说我实在难以想象谁能藏在密封的远洋集装箱里长达两星期。”

　　“从没听说过这种事。况且这里并不是第一个停泊港，宾州的切斯特才是。从安特卫普出发的大部分船都是先到切斯特，再到这里，然后直接回安特卫普。要是真有人偷渡，应该会在切斯特溜下船，而不会等到抵达里士满才行动。这里只是个小港口，斯卡佩塔医生。”肖说。

　　望着马里诺走出停在我车子旁边的巡逻警车，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去年大约有一百二十艘货轮和驳船进港。”肖继续说。

　　自我认识马里诺以来，作为警探的他执勤时从未穿过制服。

　　“如果我是非法移民或企图偷渡，我想我会选择在迈阿密或洛杉矶那种大港口下船，好趁乱逃走。”

　　安德森嚼着口香糖朝我们走来。

　　“重点是，除非我们怀疑有不法勾当、毒品走私或货品未经申报等情况，否则不会撕开封条，打开集装箱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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