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士满以外的地方犯下与金兰谋杀案类似的案子。”我说。

　　“金兰谋杀案是他干的，这点可以确定，”马里诺说，“从犯案手法来看不可能是别人。”

　　“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杀害了多少人，”塔利说，“或者是否曾在其他地方杀人。”

　　米罗接着说：“倘若真有关联，我们的软件可以在两分钟内完成比对。但或许还有其他我们尚未发现的案子。我们有一百七十七个会员国，斯卡佩塔医生，而有些国家并不经常找我们协助。”

　　“这只是一种可能，”塔利说，“但我认为这家伙并不会经常在各国间游历，尤其是他基于某种生理障碍而必须长期待在家里。我猜他在犯案期间很可能还住在家中。”

　　“这些案件的发生时间很接近吗？还是他蜇伏一段不短的时间后才再次犯案？”马里诺问。

　　“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两起案子都发生在十月，接着是最后一次谋杀未遂，也就是说，他在五周内犯下三起案子。”塔利说，“这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怀疑，他失控了，发狂了，于是决定逃离。”

　　“也许他希望能改过自新，不再杀人。”米罗说。

　　“不太可能。”马里诺说。

　　“报告中没有提到有任何证物被送到实验室，”我感到一股寒意从某个阴暗的源头渗出，“我不明白，难道这些案子都没有证物需要送交化验？体液采样、头发、纤维或者折断的指甲之类？”

　　米罗看了眼手表。

　　“甚至指纹？”我难以置信地问。米罗从坐椅中起身。

　　“塔利探员，是否可以请你带我们的客人去餐厅用午餐？”他说，“我恐怕无法奉陪了。”他说着送我们离开那间壮观的办公室。

　　“再次感谢你们赶来，”他对我和马里诺说，“我明白你们的工作刚开始，但愿能尽快让这可怕的事件尘埃落定。至少让凶手就此罢手。”

　　他的秘书按了通话键。

　　“阿尔文副秘书长，你在吗？”她对电话那头的人说，“你现在方便过来开会吗？”

　　米罗朝她点点头回到办公室，轻轻关上了门。

　　“你让我们大老远赶来，绝不只是要我们看这些文件。”在塔利的带领下通过迷宫似的走廊时，我对他说。

　　“让我带你们看样东西。”他说。

　　他带领我们绕过一处拐角，来到一条挂满死者肖像的走廊。

　　“尚待验明身份的尸体，”塔利说，“黑色通告。”

　　这些照片全都是粗颗粒的黑白照，包括指纹和其他生理特征。所有资料都同时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呈现。这些无名受害者大多数死状凄惨。

　　“认出你的案主了吗？”塔利指着近期新增的照片说。

　　所幸，我负责的那位身份不明的死者的面孔不在其中，但取而代之的是不太乐观的齿列记录、指纹和文字资料。

　　“除了这些照片，国际刑警基本上是没有公文往来的机构。”塔利边解释边带我们走向电梯，“书面文件全部扫描归档，保存一段时间后便全部销毁。”

　　他按了电梯按钮。

　　“希望千年虫不会找上你们。”马里诺说。

　　塔利笑了笑。

　　自助餐厅外，几副盔甲和一只凶猛的黄铜老鹰眈眈注视着所有来客。餐桌间挤满数百个身穿套装的男女警察，他们从世界各地聚集于此打击各种组织性犯罪，从美国的信用卡偷窃伪造案到涉及可卡因走私的银行账号调查。塔利和我选了烤鸡和色拉，马里诺则拿了烤肋排。

　　我们在角落的餐桌旁坐下。

　　“秘书长通常不会直接过问这类案件，”塔利对我们说，“由此可见，这起案子多么事关重大。”

　　“我们真该觉得受宠若惊了。”马里诺说。

　　塔利切了块鸡肉，没有把餐叉换手。欧洲人的习惯。

　　“我不希望我们因过度期待这具无名尸体是托马斯·尚多内而模糊了焦点。”塔利继续说。

　　“是啊，你从你们的超级电脑里调出黑色通告一看，结果怎么着？那浑蛋根本没死，而那个狼人只不过是本地的某个变态杀人狂。这两人根本没有半点关系，”马里诺说，“也许国际刑警组织会因此损失不少会费，是吗？”

　　“马里诺队长，这与会费无关。”塔利神色凝重地说，“我知道你在职业生涯中处理过很多棘手的案件，你非常清楚侦破案件是件多么耗时费力的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我们必须把这家伙的靠山挖出来，把这帮人彻底摧毁。”

　　他没吃完便把餐盘推开，从外套的内袋掏出一包烟。

　　“这是生活在欧洲的好处之一，”他微笑着说，“对个人健康有害但并不违背社会公德。”

　　“我想问你，”马里诺说，“如果这与会费无关，那所有这些花费都是谁支付的？李尔喷气式飞机、协和客机、豪华酒店，以及奔驰出租车？”

　　“这里的许多出租车都是奔驰。”

　　“我们在国内都只坐旧雪佛兰或福特，”马里诺挖苦道，“你知道，支持国货。”

　　“国际刑警并没有提供李尔喷气式飞机和豪华酒店的习惯。”塔利说。

　　“那是谁出的钱？”

　　“这些你可以去问罗德参议员，”塔利答道，“但我要提醒你，组织性犯罪的根本动机和目的就是金钱，这些钱大都来自守法的商人和企业，他们同样希望能把这些犯罪集团彻底扫荡干净。”

　　马里诺绷着脸。

　　“我只能说，一家世界五百强大企业遭窃的电子设备甚或枪械炸药动辄价值数百万，要他们买几张协和客机的机票并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

　　“这么说是微软公司之类的企业在付钱了？”马里诺追问。

　　塔利的耐性在受到极大考验。他没做声。

　　“我在问你问题。我要知道我的机票到底是谁付的钱，我要知道是谁他妈的乱翻我的行李。是国际刑警的探员吧？”马里诺穷追不舍。

　　“国际刑警没有探员，只有联系人，负责与烟酒枪械管制局、联邦调查局、邮政部门和警察局等执法机关进行联系沟通。”

　　“哦，这就像是说中央情报局不会窃听一样。”

　　“拜托，马里诺。”我说。

　　“我要知道是谁翻了我的行李，”马里诺涨红了脸，“这件事真他妈的惹火我了，我忍耐得够久了。”

　　“看得出来，”塔利说，“也许你应该向巴黎警察局报案。不过我想，就算这的确是他们所为，也是出于对你的好意，比如，以防万一你带了枪支之类的过来。”

　　马里诺没有回应，只是把剩余的肋排一扫而光。

　　“不会吧？”我难以置信地问他。

　　“如果不是经常出国旅游，很可能会犯这类错误。”塔利补充道，“尤其是习惯佩着枪到处跑的美国警察，往往不明白在这里这么做会导致严重后果。”

　　马里诺依然不语。

　　“我想他们只是为了避免给两位造成不便。”塔利弹着烟灰补充。

　　“好吧，好吧。”马里诺咕哝着。

　　“斯卡佩塔医生，”塔利接着说，“你熟悉我们这里的司法制度吗？”

　　“相当熟悉，而且很高兴弗吉尼亚没有这样的制度。”

　　“法官是终身制的。法庭病理医生由法官指派，证物是否该被送交实验室，甚至死亡方式也都是由法官认定的。”塔利解释说。

　　“就像我们的验尸官制度，”我说，“一旦牵扯到政治和选举——”

　　“权力，”塔利打断我，“导致腐化。政治与犯罪调查永远都不该产生关系。”

　　“但事实就是如此，一向如此，塔利探员，即使是在这里，在你的组织里，或许也没有什么分别。”我说。

　　“你是说国际刑警？”他似乎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也许听起来有些虚伪，但国际刑警实在缺乏这么做的动机。我们不居功自傲，不需要宣传、车辆、枪械或制服，也不需要维护自己的管辖权。我们的预算少得惊人。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

　　“你一直在说‘我们’，好像你是他们中的一员，”马里诺说，“这就让我糊涂了。前一分钟你还是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现在就忽然变成秘密松鼠了。”

　　塔利扬起眉毛，吐出一口烟雾。“秘密松鼠？”

　　“你究竟是怎么加入这个机构的？”马里诺不肯罢休。

　　“我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美国人。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巴黎度过的，后来全家移居到了洛杉矶。”

　　“然后呢？”

　　“读法律学校，不喜欢，结果加入烟酒枪械管制局。”

　　“多久了？”马里诺继续盘问。

　　“担任探员大约五年了。”

　　“是吗？这期间有多少时间待在这里？”马里诺的问题越来越不客气。

　　“大约两年。”

　　“这倒有趣。在外面跑了三年，然后就被调到这里喝红酒，在这座大玻璃城堡里和大人物们周旋。”

　　“我运气一向很好，”塔利话中带刺，“你说得没错。我想精通四国语言和频繁的旅行经验的确让我占了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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