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疮痕一直是罪孽的象征，如今更让他的死成为对我最严酷的惩罚。报告中所述种种我都见过。一幕幕影像的冲击让我瘫软在地，失声痛哭，不断喃喃念着他的名字。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意识到有人敲门。

　　“谁？”我嘶哑着嗓子问。

　　“你怎么了？”马里诺在门外大嚷。

　　我虚弱地爬起，给他开门，险些失去平衡。

　　“我敲了起码有五分钟……”他说，“他妈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转身走到窗口。

　　“医生，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声音透着恐惧，“出了什么事？”

　　他向我走来，双手按住我的肩膀。相识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做。

　　“告诉我，床上那一大堆解剖图表是什么东西。露西没事吧？”

　　“别管我。”我说。

　　“你得先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走开。”

　　他抽开双手，我肩头顿觉一阵凉意。隔阂在我们之间渐渐产生。我听见他走到房间那头，拿起传真纸。一阵沉默。

　　“你在干什么？想把自己逼疯吗？你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他的声音传来，随着痛楚和惊恐的加剧越来越响，“为什么？你疯了吗？”

　　我转身向他冲去，抓起传真纸摔到他的脸上。解剖图表、毒物检测报告、残留物报告、死亡证明、脚趾挂牌、齿列记录、胃部残留物报告的复印件像枯死的落叶飘散在地板上。

　　“因为你硬是要说那些，”我向他吼道，“你硬是要用那张该死的大嘴巴说他没死！现在终于确定了，对吧？你自己看个够吧，马里诺。”

　　我坐在床上，两手揉着眼睛和鼻子。

　　“看清楚，以后再也别提这件事，”我说，“再也别跟我说那些该死的话，再也别说什么他还活着。你敢这么做就试试看。”

　　电话响起。他冲过去接听。

　　“什么？”他脱口而出，“哦，是吗？”他停顿片刻，“他们说得没错。我们这里正他妈的乱成一团，你们敢派警卫上来，我就叫他们立刻滚回去，因为我是个警察，而且正他妈的一肚子火！”

　　他砰地放下电话，坐在我身旁的床沿上，红了眼眶。

　　“现在该怎么办，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呢，嗯？”

　　“他要我们聚在一起共进晚餐，就是要我们像这样争吵、哭泣、彼此憎恨我喃喃道，眼泪滚落脸颊，“他知道我们会互相指责，朝对方发脾气，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发泄情绪的方式。”

　　“是啊，他分析了我们的心理，”马里诺说，“我想他分析得没错，好像早就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他了解我，”我说，“啊，老天，他真的了解我。他知道我比任何人都不善于处理这种事。我不哭，我不能哭！父亲去世时我就没哭，因为一哭就有感觉，而感觉这种东西实在沉重得难以承受。我在努力让自己的心变得枯竭，就像咔啦作响的干豆荚，将所有情感挤压成坚硬的小小一团……我撑不住了，马里诺。我熬不下去了，也许被革职了反而更好，或者干脆辞职。”

　　“不会的。”他说。

　　见我没有回应，他点了根烟，在房里来回踱步。

　　“要吃点晚餐什么的吗？”

　　“我只想睡一觉。”我说。

　　“暂时离开这个房间也许会让你好受一点。”

　　“不，马里诺。”

　　我吃了安眠药让自己陷入昏睡，第二天清晨头昏脑涨地强迫自己起床。在浴室镜子里我看见一双浮肿疲倦的眼睛，赶紧用冷水泼脸并换了衣服，在七点半时叫了辆出租车，这次没有国际刑警的帮忙。

　　法医学院这栋三层红砖和斑驳石灰石建筑位于巴黎东区，和塞纳河之间仅仅隔着高速公路。这个早晨，河水呈美丽的蜂蜜色。出租车司机让我在前门下车。我走过一个长满櫻草花、三色堇、雏菊、野花和老树的美丽小花园。一对年轻的恋人坐在石凳上拥吻，一个遛狗散步的老人似乎对不远处的学院铁栅窗户和黑色铁门渗出的死亡气息浑然不觉。

　　露丝·史雯一向以管理这个不寻常的机构闻名。不少女接待员负责招呼访客，来客一进大门便立刻有人上前亲切地问候、带路。此时，一位女接待员向我走来，带领我通过一条瓷砖走廊。许多调查员正坐在两旁的蓝色椅子上等候，我从他们的交谈中约略得知，似乎有个人在前天晚上跳楼丧生。

　　我跟随这位安静的接待员经过一座玻璃污旧的小教堂。教堂里摆着一具打开的白色棺木，一对夫妇正趴在棺木里的男孩身上哭泣。这里处理尸体的方式和我们不太相同。在美国不会有时间和经费去安排接待员、教堂和告别仪式，每天都不断有枪击案的死者被送来，没有人会替这些死者奔走呼号。

　　史雯医生正在验尸间里工作。这个房间的门牌就悬挂在电动门上方。一进入房间，我立刻感到焦虑不安。我不该来这里的。我根本不知道该谈什么。露丝·史雯正把一片肺脏样本放在秤上，绿色长袍上溅满了血迹，连眼镜也未能幸免。我知道这位死者应该就是跳楼的那位，他的面孔一团脏污，两脚张开，胫骨向上刺入大腿。

　　“请等我一分钟。”史雯医生对我说。

　　同时进行检验的还有另外两起案件，医生们身着白袍，黑板上写着名字和案件编号。斯特莱克电锯正在切割头骨，水槽里的水哗啦奔流。史雯医生动作敏捷且精力充沛，面容姣好，身材健壮，年龄比我略长。我记得在日内瓦那场研讨会上她并不多话。

　　史雯医生用尸布盖住尚未完成解剖的死者，摘下手套，大步向我走来，一边从背后把袍子解开。

　　“你好吗？”她说。

　　“不好说。”我说。

　　也许我的回答让她感到奇怪，但她没有表现出来。

　　“请跟我来，在我清洗时我们说说话，然后喝杯咖啡。”

　　她带我进入一间小更衣室，把手套扔进洗衣篮。我们都用消毒肥皂洗了手，她把脸也用力擦洗一番，然后用蓝色粗布毛巾擦干。

　　“史雯医生，”我说，“我这次前来不是为了联络感情，也不是为了参观你们的法医体制如何运作。这点我们都很清楚。”

　　“当然，”她注视着我答道，“我不太擅长应付访客。”她微微一笑没错，我们在日内瓦见过面，但并没有深入交往。真的很可惜。那里的女性本来就不多。”

　　我们一边谈话一边穿过一条长廊。

　　“你打来电话时我就明白了，因为是我把你找来的。”她补充道。

　　“你这么说让我相当惶恐，”我说，“好像怕我不够紧张似的。”

　　“我们有着一致的追求。如果掉换一下角色，我也会来拜访你的，你知道吗？我会说，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我们不能让更多女人这样惨死。现在他甚至跑到美国，跑到里士满行凶。他是头野兽，这个狼人。”

　　我们走进她的办公室。那里没有窗户，所有角落都堆满文件、期刊、报纸和备忘录。她拿起电话拨了分机，要人送咖啡进来。

　　“请尽量放松一点。我把东西挪开些，可实在没地方摆了。”

　　我拉了把椅子坐到她的办公桌前。

　　“我在日内瓦时感觉格格不入，”她说着关上房门，思绪显然回到了那段记忆，“部分因为法国的制度。这里的法医病理医生是完全孤立的，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很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发生丝毫改变。我们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工作上的事，有时这也并非坏事，因为我喜欢独立工作。”

　　她点了根香烟。

　　“我负责检查伤口，案情则由警方书写，只要他们愿意。如果案件重大，我就直接找法官讨论，结果也许能如我所愿，也许不能。有时我会提出疑问，但没有实验室会进行证物检验，你明白吗？”

　　“这么看来，”我说，“你的工作就是找出死因。”

　　她点点头。“每个案子都一样，我只是依法官授权确认死因，仅此而已。”

　　“你并不参与调查。”

　　“不是你采用的方式，也不是我喜欢的方式。”她说着吐出一阵烟雾，“要知道，法国式正义的问题在于，法官是不受约束的。我只能向那位指派我的法官直接呈报，而只有司法部长有权把某个法官的案子移交给其他法官。所以一旦出了问题，我根本无能为力。法官可以任意处置我的报告。如果我说某件案子是谋杀，而他不同意，我也毫无办法。这不是我的职责。法律规定如此。”

　　“他可以随意修改你的报告？”我诧异地问。

　　“当然。我完全是孤军奋战。我猜你也一样吧。”

　　我不愿去想自己有多么孤单。

　　“我非常清楚，要是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所谈的话题，后果一定不妙，尤其对你——”我刚开口她便抬手制止了我。房门开了，那位为我带路的年轻女子端来了咖啡、奶精和糖。史雯医生向她道谢并且说了些我听不懂的法语。女子点了点头，然后静静离开，顺手关上了房门。

　　“我请她替我挡掉所有电话。”史雯医生解释道，“我必须事先让你明白，指派我的那位法官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先生，可他遭受了一些压力，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来自比司法部长更有权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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