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花拍击着脚踝。我把塑料药瓶冲洗干净，装满冰冷的河水，又把瓶盖旋紧走向出租车，一路频频回望尚多内的宅邸，一边暗忖是否会忽然冲出几个犯罪集团的成员前来追赶。

　　“请带我去停尸间。”我对司机说。

　　夜色中，白天不甚引人注目的铁丝刺网反射着路过车辆的灯光。

　　“请停在后面的停车场。”我说。

　　他驶离哈贝码头，开进大楼后方、在白天停着许多公务车的空地，当时一对哀伤的夫妇坐在那里的石凳上等候。我下了车。

　　“请在这里稍等片刻，”我对司机说，“我转一圈就回来。”

　　他脸色苍白。我仔细看他，发现他脸上布满皱纹，还缺了好几颗牙齿。他显得十分不安，眼神游移不定，好像随时都准备逃走。

　　“别紧张。”我说着从皮包里掏出笔记本。

　　“哦，原来你是记者，”他松了口气，“你是来寻找素材的。”

　　“没错，寻找素材。”

　　他咧嘴笑着，朝半开的车窗外探了探头。“我被你吓坏了，女士！我还以为你是怪胎呢。”

　　“等我一会儿。”我说，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把自己想象成他，在浓黑的阴影里捕捉着一切蛛丝马迹。从河面吹来夹带着古老岩石潮味的冷风。这地方一定让他无比迷恋。这里是展示他杀戮战利品的罪恶殿堂，同时彰显着他可以逍遥法外的巨大特权。他可以为所欲为，随时作案并不怕留下任何证据，无人可以将他绳之以法。

　　也许只要二三十分钟他就可以从宅邸来到停尸间。我似乎看到他坐在公园里，凝视着那栋陈旧的砖造建筑，想象着里面进行的活动以及他给史雯医生带来的巨大工作量。死亡的气味会令他兴奋吗？

　　我回想着史雯医生讲述过的事情，那名上门找她的陌生男子。一阵微风拂动刺槐树林，轻触我的脸颊。他上门谋杀未遂，于是在第二天回到这里，给她留了张字条。

　　别报警……

　　也许我们把他的作案手法想象得太复杂了。

　　没问题……狼人。

　　也许他的作案动机再简单不过，只是出于无法控制的杀人欲望。他内心的兽性一旦被激起，便再也无法平息。我非常确定，如果他此刻还在法国，史雯医生必定难逃一死。也许当初逃往里士满时，他以为自己能够就此罢手一段时间。也许他的确做到了，仅仅三天。也可能他只是在这段时间里观察金兰，脑中塞满各种幻想，直到再也无法抵挡内心的邪恶冲动。

　　我匆匆返回出租车。车窗蒙着一层厚厚的雾气，我看不到车内的情景。我拉开后车门时，里面的暖气开着，司机正打着瞌睡。一惊之下他猛然坐起，开始喃喃咒骂。

　　第38章

　　第二班协和客机于十一点从戴高乐机场起飞，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抵达纽约——当然这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比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早。下午我回到自己凌乱不堪的住处，因时差而身体不适，情绪紧张不安。天气越来越糟，预报说又有雨雪降临。我不得不出门购物。而马里诺已经回家了，毕竟他还有辆大卡车。

　　Ukrops超市里熙熙攘攘，每次一有雨雪预报，里士满居民就会失去理智疯狂抢购一番，生怕自己会饿死或渴死。面包已被一抢而空，我到达时连条吐司都没剩下。熟食区也没有火鸡肉或者火腿。我只能将就着尽可能多采购些别的，因为露西应该会在我这儿小住一段日子。

　　到家时已过六点，我已没有精力和车库折腾，于是把车停在外面。笼罩着月光的几缕纤云仿如一颗头骨，它们飘散、变形，终于被逐渐猛烈的风卷席而去。树木在轻顫、低语。我感觉昏昏沉沉的，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同时又开始担心露西为何没有回家，甚至没打电话。

　　也许她去弗吉尼亚医学院了，但我联系整形外科病房后得知，他们从昨天早上起就再没见过她。我惊慌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胡思乱想。将近十点，我再度出门，开车驶往市中心，神经高度紧张，几近崩溃。

　　我知道露西很可能去了华盛顿特区，但无法相信她连张字条都没给我留下就离开了。每当她不辞而别，准是又遇上了什么麻烦。我在第九街出口转弯，经过市区空旷的街道，在医院立体停车场上下穿梭许久，终于找到了停车位。我从后座抓起一件实验室长袍钻出车子。

　　到达整形外科病房所在的新楼二层，我穿上实验袍后推开病房门。一对夫妇正坐在床边，我猜是乔的双亲；我向他们走过去。乔的头部裹着绷带，腿部上了石膏，但意识是清醒的，她一眼便瞥见了我。

　　“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我招呼道，“我是斯卡佩塔医生。”

　　不知道他们是否听说过我，从他们的表情我看不出。桑德斯先生客气地起身和我握手。

　　“幸会。”他说。

　　他完全不同于我的想象。通过乔的描述，我以为他们是不苟言笑、习惯对一切进行冷酷批判的人。但我见到的桑德斯夫妇体态浑圆，显得保守，一点都不可怕。当我问起乔的事情时他们非常客气，甚至有点羞涩。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神似在发出求助的信号。

　　“我可以和病人单独谈谈吗？”我征询他们的意见。

　　“好的。”桑德斯太太说。

　　“乔，你好好听医生的话。”桑德斯太太疲倦又消沉地对女儿说。

　　他们一走出病房，我立刻关上房门。乔的眼里盈满泪水。我俯身亲吻她的脸颊。

　　“你让大家担心死了。”我说。

　　“露西还好吗？”她轻声问道，声音因啜泣而颤抖，泪水夺眶而出。

　　我把纸巾塞进她打着点滴的手中。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乔。你的父母对她说你不想见她，而且……”

　　乔开始摇头。

　　“我就知道他们会这么做。”她沮丧地说，“我就知道。他们对我说她不想见我，说她为那件事烦躁得不得了。我不相信他们。我知道她绝不会不想见我，可他们把她赶走了，现在她果然不见了。也许她真的相信了他们的话。”

　　“她觉得你这次受伤都是她的错，”我说，“你很可能是被她击中腿部的。”

　　“请带她来看我，求你了。”

　　“你知道她可能在哪里吗？”我问，“她难过的时候会去哪里？会不会回迈阿密？”

　　“她肯定不会回那里。”

　　我找把椅子坐下，疲惫地缓缓吐了口气。

　　“酒店？”我说，“朋友那里？”

　　“也许去了纽约。”乔说，“格林威治村，一家叫红果子的酒吧。”

　　“你认为她去了纽约？”我诧异地问。

　　“酒吧老板叫安，当过警察，”她声音颤抖，“啊，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她每次失踪都让我害怕得要命。她每次想不通时都会这样。”

　　“我知道。发生过这么多事情后，有些想不通的地方也在所难免。乔，顺利的话你近期应该就可以出院了，”我微笑着说，“你想去那里？”

　　“我不想回家。你会去找她的，对吗？”

　　“你愿意和我住在一起吗？”我问。

　　“我父母不是坏人，”她喃喃道，镇痛剂不断滴下，“他们只是不明白。他们认为……到底有什么错呢？”

　　“没错，”我说，“爱永远不会错。”

　　她的意识有些模糊了。我离开了病房。

　　她父母就在门外，看起来哀伤而又疲惫不堪。

　　“她怎么样了？”桑德斯先生问。

　　“不太好。”我说。

　　桑德斯太太哭了起来。

　　“你们有权利选择相信什么，”我说，“但目前看来，阻止露西和乔见面并非明智之举。这样做只会让她更加恐惧、更加沮丧，甚至让她失去生存的意志，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

　　他们没有回应。

　　“我是露西的姨妈。”我说。

　　“我想她迟早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桑德斯先生说，“我们不可能永远拦着她。其实我们只是在尽力替她着想。”

　　“这些乔都知道，”我说，“她爱你们。”

　　他们没有道别，只目送我走向电梯。我一回到家就给红果子酒吧的安打了电话。电话那端一片嘈杂，隐约听得到乐团的演奏。

　　“她不太舒服。”安对我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会照顾她吗？”我问。

　　“我已经在这么做了，”她说，“稍等，我去叫她。”

　　“我见过乔了。”露西接听时我说。

　　“哦。”她简短应道。显然已喝醉了。

　　“露西？”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她说。

　　“乔爱你，”我说，“回来吧。”

　　“回去做什么？”

　　“我们可以把她从医院接回家，由你来照顾，”我说，“你至少可以这么做。”

　　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凌晨两点我下了床，到厨房泡了杯药茶屋外雨骤风急，雨点重重地敲在屋顶和阳台上，我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想到锁在公文包里的棉棒采样、毛发样本和咬痕照片，我忽然觉得凶手似乎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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