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中国虽然千疮百孔，在有生意头脑的商人眼中却是一块金矿，黄氏也回到香港，就近收拾重整在上海和天津的产业，智成再不材，毕竟是“太子”，也在家族企业里面负起一些责任了，常常需要在这几个地方商务旅行，他就带着淑英到处跑，女儿留在上海请了小大姐帮忙外婆照看。
　　淑英跟智成的母亲在外面见过面，也羞怯怯喊了声妈，一身贵气的智成妈妈刚好转身没听见自然谈不上答应，不过给了个大红包当做见面礼。补办婚礼自然没提过，男方从没安排和商大娘亲家相会吃餐饭，甚至对孙女儿都没有说过要接到身边玩玩的话，不免令人起疑。可是智成对淑英的爱情虽然不像追求时的疯狂，或是重逢时的炙热，却是家常而忠诚的，商家母女也认为黄氏一族知道智成是认定了淑英，非她不娶的。所以当智成的堂叔第一次找上淑英开出分手条件时，淑英不应该吃惊，可还是吓了一跳，并且感觉受到了侮辱：“爷叔，智成晓勿晓得侬来同吾讲格桩事体？”
　　“商小姐，喊吾爷叔不敢当，吾也是替智成爸爸做事的，叫吾黄先生可以了。”以黄氏家臣自居的智成堂叔客气地说，“黄家如果想让人晓得，就会叫个秘书来讲了。侬年纪虽然轻，世面看得蛮多，也晓得做黄家的人邪气吃力嘎。侬同智成尬久也勿再养小囡了，女儿侬要，侬带了去，侬勿要，黄家当自家的孙女，闲话一句。侬自己想想，想通了，侬来寻吾。”
　　这以后淑英对智成就有点疑神疑鬼起来，爽朗的北妞在上海住了大半辈子，毕竟学会了沪上娘们儿的“作”。比如明明是爱芬只粘姥姥商大娘，淑英却怪智成对女儿冷淡，明明有时候是自己先说不想跟智成出去，一会又怪智成没有强迫她去。最让智成想要闪躲的是淑英每次闹过以后，就要跟他亲热，有时一面磨蹭一面哭，说要替他生个儿子，这种歇斯底里的爱情对智成而言毫不罗曼蒂克反而造成压力不能表现，淑英这边自然觉得是自己魅力不再，男人爱情退烧，就更加伤心胡闹。翻来倒去几次，情人之间蜜月不再，成了老夫老妻“过日子”，谈恋爱谈成了闹家务，两个人都觉得有点累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却没嫌累，两边从日本侵华以前到日本投降以后一直谈谈打打，内战没有因为抗战胜利而消停，反而更加白热化，北方下来的火车连车顶上都坐满了逃难的人。上海街上不抓重庆分子了，改成重庆回来的抓共产党员。租界里的物价更没有因为仗打完了恢复平稳，反而法币、关金、金圆券流通混乱，上海人被迫卖出黄金、美钞，拿了钞票又买不到米，到处人心惶惶。
　　这天智成跟淑英说父母要他即去香港洽公，去去就来，却没问淑英要不要同行。淑英听说去香港，记起智成连她生产也不在身边的恨事，就用讽刺的口气说：“侬爷娘看时局勿好，又要侬一个人跑是伐？”
　　智成被激，皱起眉头道：“闲话勿要尬多，好伐？侬要一道去就讲要一道去，啥人勿让侬去啦？”
　　淑英数落起日本人占领租界时候母女日子如何艰困，讲着讲着忽放悲声道：“吾勿像侬尬狠心，叫吾跑脱四五年，吾个女儿哪能办法？”又垂泪涕泣。
　　智成心烦意乱，口不择言地回嘴：“两个人来在一淘就是要开心，弄得哭哭啼啼哪能过下去啦！”
　　淑英大怒道：“侬哪能格能讲？侬个良心摆出来！”
　　恩客做成了冤家，风花雪月被牢骚埋怨取代，智成感觉淑英无可理喻，自己出来“白相”白到被质问良心何在，真是窝囊到家，怒哼一声，拂袖而去，连女儿也没去说再会。
　　智成走后一个多星期都没消息，堂叔却又登门来劝离。淑英一开始沉着脸很不友善。智成堂叔却苦口婆心地告诉她，智成说是去去就回，归期却可能由不得他。时局其实极坏，南京政府从去年就征调商船，秘密运送各种物资到台湾，虽然机密，业内人士都心里有数“国民党要跑脱”。他劝淑英接受黄家的条件，如果想离开上海，他还可以做主加码，在原来答应的钱财上面，加上三张现在紧俏的离沪船票。他暗示淑英，如果再拖下去，“共产党来了，智成已经跑脱啦，侬再寻黄家也寻勿到人了”。
　　“黄家的人——智成就勿管伊个女儿了吗？”淑英气急败坏地问道。
　　智成堂叔深深看她一眼，说：“黄家做事讲道理的，要么吾勿会一趟趟跑，侬讲是伐？吾讲过了，侬女儿侬讲姓黄，要吾带了去，吾带了去。”
　　淑英气极反而冷静下来，放缓了口气跟智成堂叔说：“吾想想再答复侬好伐？”来客留下名片，嘱咐她别想太久，想通了来找他签字收款。
　　黄家的人不相信孩子是智成的，那智成也这么想的吗？淑英感觉到巨大的被爱人冤枉的痛苦，恨不能当面跟智成问个清楚。她想想不能受人挑拨，决定亲自跑香港一趟。
　　淑英问了几个经纪，都说现在出钱也买不到去香港的任何票子。淑英不信，叫了一辆黄包车自己去中国旅行社买票。黄包车才上大马路就开始人挤车，车挤人，车夫扶着车把左拐右闪，在各色行人和各种车辆中穿梭，淑英给颠簸得有些晕，路上车辆和行人非比平常的嘈杂让她耳朵嗡嗡叫。
　　一个挑担的人要穿越马路，担子一头绑了行李，一头竹篓中坐着个孩子。扁担客用绑了行李的一端前导开道，侧着身小跑，保持着绝妙的平衡，可还是在某一点上算错了自己和别人的速度，笨重的行李扫到了一辆人力车，挑担的自己稳住了脚步，没有防备横向有东西打过来的车夫却跌了一踉跄。车上的客人受了惊吓，不给钱就要走，车夫、客人和闯祸的吵起相骂，小孩也哭得非常大声。车流不耐地绕过他们，人流却渐渐聚成看热闹的旋涡。
　　淑英看见街上这一幕，心情变得很绝望。她忽然领悟到，马路上不寻常的拥挤，不是市道繁荣的热闹，是大难临头的逃命潮。就像智成堂叔说的，淑英是个聪明人，她开始反转来替黄家想，觉得智成父母也许势利，却并不刻薄，不认孙女又不想她进门，他们大可让她们母女自生自灭，等共产党来收拾残局。
　　黄包车夫说：“前头就是中国旅行社。”淑英远远望去，倒抽一口凉气，人龙围了里外好几层，商铺窗户上都爬满了人，赶紧跟车夫说：“调头！调头！”一面从皮包里摸出智成堂叔的名片，当场改了去处。
　　经过反复几次协商，淑英终于签了收据和分手协议，换回来一小皮箱金圆券、一千美金、二十根金条，和三张有钱也买不到的去台湾船票。离出发还有好些天，淑英拖拖拉拉地开始变卖打包，一面偷偷盼望智成听到消息来找她挽回。时局一天天更坏，智成会回来找她们的希望也一天天更渺茫。
　　应家舅舅、舅妈听说商家要走，非常不舍。他们的儿子上了复旦大学，回来讲了很多人民解放军亲民爱民的事情给他们听。舅舅告诉商大娘，解放军和土八路不一样，共产党和小老百姓站在一起，只有为富不仁的剥削阶级才害怕共产党。舅舅用“报佳音”一般的喜悦心情，传播着儿子那里听来的二手“福音”，在家乡做过教师到了上海沦落成下九流的舅舅甚至说已经准备好共产党来上海的时候，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而且等到局面稳定中国一统，他就要回去东北老家养老。他们现在唯一的小小烦恼是女儿雪燕被一位陆先生请去香港度假，走了一个多月，只在刚到的时候来过向家里报平安的电报，他们有些着急，对这件事却一筹莫展。嘱咐淑英如果“在外面”碰到，一定叫表妹和家里通个气。
　　商大娘本来就不舍得离开已经住惯了的地方，听到本家大哥描述即将来临的太平盛世和回去老家的可能性，就央求淑英把她留下。
　　“你带了女儿去找姑爷，姑爷看见闺女兴许就想回来了。”商大娘根本搞不清楚台湾和香港不是一码事，也知道女儿、女婿已经“离婚”，却无法放弃两人复合的幻想。“俺怕坐船。也不想动。像你舅舅说的，现在又不是跟日本人打，共产党恨的只有国民党，对小老百姓连针都不拿一根的，雪麟他们大学里都教了的，你没听见说吗？舅舅、舅妈都不怕，俺怕啥？你尽管带了女儿去找姑爷，仗打完了你们一起回来，俺就在这儿给你们看家。”商大娘很笃定地说，“改朝换代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换了皇帝，都是中国人就没事！何况舅舅说咱这里拾掇好了，他们搬了来，或者俺一个人搬了过去和他们一起住都行，俺们相互有照应，你尽管放心出门。”
　　淑英说：“要不走就都不走了。”
　　淑英才放出消息说手上有船票出让，丁大班就领了一个想买的人上门来。
　　“二少爷！”淑英惊呼道。多年不见，昔日流连舞厅的公子哥儿已经是一个形容憔悴的中年汉子了。
　　“英子，你还是老样子。”张汶祺摘下礼帽，也就不到四十岁的人吧，头都空了顶，可是风度还在。
　　淑英听见这多久都没人叫过的名字，想到昔日舞台歌榭裙下之臣的殷勤，对照自己今日如同秋扇见捐一般的凄凉，苦涩一笑，挪动东西让座：“看我们这里乱的！本来想走，现在又说共产党对老百姓好，我妈不肯走了，我们白忙活一场。”
　　从北边解放区逃出来的汶祺却对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认识。待大家叙起旧情，又重新熟络起来以后，汶祺把自己家族在北方的遭遇说了一些，一直说到太阳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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