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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这种口误成了大家一种心照不宣的禁忌。谁也不去渲染,但还是会在演练和平日的沟通中出现,然后是偷偷的一身冷汗。虽然在最后的直播中,我和其它同事都没有这样的口误,但这种口误我相信在参加报道的很多同事心里都曾留下阴影。想起来会笑,但笑中还是会有些后怕吧!
构成这种紧张因素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一次演练,我们一位记者在车上拍演练画面,但在过海关时,忘了下车,结果随车队进了香港,他没有相关的证件,一个小的失误又酿成了大的事件。他被香港海关扣留,在香港海关呆了近十个小时后,被接回,我们见到他时,脸色都很难看。他的脸色不好是因为事发突然加上近十个小时的“半囚禁”,而我们脸色不好是因为:我们更加感觉到,这次报道中无小事,敏感度太高危险系数就大,哪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但如果一味紧张下去,可能还没报道呢,自己就已经把心脏病吓出来了。于是精心地准备和同伴之间的扶持就成了一种安慰剂。
其实刚到深圳不久,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因为我们评论部的绝大多数同事都在香港。我手里拿的是多次往返护照,因工作我好几次赶去香港,但都只呆了一天就跑回深圳。并不是香港对我没有吸引力,而是在香港,同事们都很忙,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压力,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沟通的机会,我也不想多打扰他们,事办完了赶紧往回跑。但回到深圳一种失落感就会加深。伙伴们都在香港,而我在深圳孤军奋战,心中的感觉自然不好。
在深圳我是和其它部门尤其是军事部的同事合作,大家并不熟悉,因此最初的时候,那种远离大部队的孤单感当然会有。这也是加重紧张心理的部分之一。
但往后大家熟了,日子就好过得多,加上负责海军的张恒、负责空军的刘爱民都是我们部内人士,时常大家见面,趁闲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把彼此的紧张心情分担一下,相互扶持的感觉就好得多了。
尤其要提的是和紧密合作的编导兼摄像军事部的谭湘江,这位拍过《望长城》《大三峡》的“大腕级电视人”,在我们合作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乐天的性格加上对情况的熟悉,成了我最好的心理医生,他可能感觉不到,但我的感激是要说的。
从忙碌中忘掉紧张,到好友常聚和同事的扶持,在深圳的那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一方面为直播做着内容准备,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一面,是通过各种方式调适自己面对直播的心理。时间已过去很久,但那一段时间里,自己心理上的紧张一步步走向舒缓。这其间,心路历程的艰难让我至今难忘,而且我相信,这种心理历程,在我很多同事心中都有。由此也同样可以看到,第一次的不易登场。
熟悉情况、演练、调整心情,中间的报道计划也因各种原因一变再变,时间一步步推进到最后一刻,在回归还差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和谭湘江去进行最后的演练,那是晚上灯亮的时分,在落马洲大桥上,谭湘江告诉我:这座桥上有一座管理线,虽然桥两边都有各自的海关,但无人区的这条管理线才是内地与香港真正的界线。我说那为什么不在这儿报道呢?而在当时,这个点并不在报道计划内。
我和谭湘江马上决定,咱们就在管理线这儿香港总部演练一下,争取这个报道点。
由于当时我们是实战演练,因此带着各种设备,香港总部能看见我们的信号,于是我就在摄像机前给香港总部的孙玉胜主任力陈在管理线报道的种种好处,并用图像把这儿的情况演示给他看。
效果很好,孙玉胜主任在信号中看到这个位置的独特性,马上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后来高收视率的“驻港部队越过管理线”的现场报道和与此相关的经典镜头。
后来在报道中,水均益呼叫我:“白岩松你在哪儿?”以至于后来回京后,谁见着我都问这事。我想问题可能正出在这最后的转变上。当时我们正在管理线上,而信号却停留在前面的内地管理线上(也就是原定的报道地点),而与大系统的沟通由于事无巨细的繁杂可能将这一情况忽略了,因此呼叫不到是必然的,短暂的混乱和空白换回的却是一个高价值的报道地点,利弊得失容易算得清。
不过回到北京后,一次买菜,卖菜的农民跟我说:“我还以为你在香港丢了呢?”
听过之后我想,也许下一次,混乱就会消失。
虽然这之前作了很多心理调适,但在这次直播报道中,真正让我从紧张的心情中舒缓下来的是6 月30号上午我参加的第一场直播:驻港部队离营誓师大会。
这一次天公真的作美。在大会开始前一个多小时,上空突降大雨,所有人都担心,一会儿大雨继续倾盆,气氛以及报道会不会受影响?但谁也没想到,离大会开始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天空奇迹般的放晴。我相信,现场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松了一口气,谢天的心意是强烈的。
于是也有了我的直播开场白:“一场大雨洗刷的是中国百年的屈辱,而风雨过后,是中国晴朗的天空。”直播正式开始,我的八分钟现场报道顺利极了。当信号切走,我憋闷了很久的内心也如天空一般放晴,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至今都回忆得起。虽然这之后,我还有五段直播报道,但万事开头难,第一关一过,仿佛任务减轻了一半还多。
但乐极必然生悲,直播结束后,香港总部打来电话,一通赞扬声更让我欣喜异常。
我想应当放松一下,准备一下晚上的直播。于是我一个人登上军营外的出租车,跑到城里一个音像书店去选购,以此来犒劳自己,但当我拿着战利品回到宾馆,才悲哀地发现,我的手机丢了。在这个时候,一个手机已经不仅仅是手机本身的价值,当时直播中和前方的联络由于手段还不健全,因此全靠手机,而手机一丢,麻烦事多了。我知道手机肯定是拉在出租车上了,但拿着发票去找出租公司,得到的结果是司机怎么呼也不回,可能是去外地了。我不知详情,但手机拿不回来是肯定的了。紧急时分,军事部的领导把一个手机支援给我,毕竟报道第一。
因此一下午的心情很不好,但这种心情不好也许帮了我,没有这一盆冷水迎面泼下,放任上午欣喜的心情蔓延,直播报道出现问题也是说不定的事,而丢了东西却成了清醒剂,正所谓“塞翁失马,安知祸福。”当然这样想也多少有点阿Q 的意思。谁想到这种丢三拉四却成了我以后直播的一个习惯:三峡直播前就又丢了一块好表。因此有人对我开玩笑:为了以后的直播成功,你干脆每次主动丢点什么吧!
毕竟还有五场直播报道,到了晚饭时间,这一切就象没有发生过一样。晚上的报道无疑是重头戏,一是先头部队过管理线的直播报道,二是迅速赶到香港海关关口,报道部队正式进入香港。
我们早早就来到了管理线。这条管理线位于连接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一座桥上,人们用铁皮作了一道标志线,它的底下便是深圳河,河水一如往昔平静地流着,怎知上面一场大戏已经到了启幕时分。
由于离直播还有一段时间,我去了桥边内地管理站的休息室,在里面看到一张巨幅照片,是伟人邓小平南巡时落脚于此放眼香港的珍贵图片,一瞬间感慨万千,伟人一句:97年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竟成为遗愿,这种遗愿也已变成国人心中的一种挥不去的伤感。于是我想,一会儿直播中,我应该把我的感触说给国人,让大家知道,就在离管理线200 米不到的地方,有一双伟人的眼睛和我们一起为部队送行,为屈辱的历史送行。
历史时刻终于到了,我只知道开始的时间,语言便脱口而出,十多分钟便一闪就过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水均益找我以及有的画面没切到的遗憾。我只知道,我要尽心完成我的职责,当驻港部队的车轮驶过管理线,我和所有关注这一刻的中国人同样激动,但没忘记在结束报道时说完我准备了很久的结束语:驻港部队的一小步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这一句话起源于当初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时的一句话: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但我一直觉得,在经过百年风雨,部队入港一瞬间,中华民族如释重负,这句话是合适的。
结束了管理线的报道,我们赶紧登上等我们的汽车,赶到香港一边的海关出口,去报道部队正式进入香港的场面。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可以反映我们在报道中的投入。谭湘江在拍我们过管理线的直播之后,顺手将摄像机交给我方管理站的人员手中,因为下一个报道地点不用他来拍而有另外的摄像在等候。但一直到香港报道结束又返回深圳,他才在别人的提醒下发现手中的摄像机不见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摄像机丢在哪儿了,于是他万分焦急甚至报了案。直到海关人员找到他归还摄像机,他才想起当初过境时托付给海关人员的事。这让我们再次感触到直播中的紧张与投入。
车到大桥另一端的香港海关出口,CCTV的报道准备都已做完,我下了车便接过话筒,开始了这一头部队正式进入香港的报道,本来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但由于部队入港时间要符合事先谈好的时间,我的报道被延长到20多分钟,事先的准备显然是不够的,只能根据现场的情况作应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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