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直播报道，我们如同没有参加过亚运会，就直接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成绩并不尽如人意，但积累了参加世界大赛的经验，并且这样的经验告诉我们：下一次就不再是参与第一，而是要站在领奖台上。

    对于我们很多做现场直播的人来说，这一次报道仿佛参加了一场百米竞赛，但在过去的比赛生涯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跑百米的体验和训练，直播报道该怎样做，怎样计算直播时间，怎样设计报道内容，怎样在现场和前后方沟通，怎样处理应急事情，这一切几乎都是空白。虽然直播前很久，我们就到了前方，但直播最大的魅力和压力恰恰就在于，无论你怎样精心准备，但一切要以直播时你真正的所见所闻和那一刻具体问题的处理为最后结果。这样一个大型事件，你作为新闻人，也无法完全预知事情进展的细节和内容。所以形象地说，在跑这次百米之前，我们的训练是和百米有关的，比如长跑练耐力，铅球练力量，跳高练弹跳，跳远练对助跑的算计等等，但真正的百米我们并没跑过，因此直播的发令枪一响，我们才真正地离开起跑线，努力跑向终点。在这个全新的体验中，便暴露出我们种种的不足来。

    这次报道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之后我又参加了一系列大型的现场直播报道。

    回头再看香港直播报道，太多的遗憾便显现得更加清楚。什么事情都无法再有一次，但还有种固执的念头，如果昔日重来，我们会报道得更精彩。

    但如果总是停留在遗憾之中，那就真正低估了香港回归报道对之后一系列大型直播和新闻改革的意义。香港回归报道不同于之后的大江截流和珠海航展直播或黄河小浪底截流这样的直播报道，它充满了太强的政治性和外交神圣感。幸运的是，在这七十二小时直播过程中，除去报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我们没有出现任何政治性或大的技术性的差错，这为后来一系列大型直播报道的出台做了最好的信心准备。其次，香港回归报道的直播动用了中央电视台大量从业人员，我们难得有机会在“奥运赛场”上通过实践清醒地在一系列不足中看到自己还需要补充什么，这又为之后的一系列直播报道真正锻炼了队伍。

    当香港回归报道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很多做报道的同事并不象人们想像的那样有种压力减弱之后的兴奋，反而大多心事重重。没有谁能比我们自己更知道那些遗憾被我们深深地地在心里埋下了。相信在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时，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念头：下一次，我们将不辱使命。

    回到北京，大家惊讶地面对着太多的表扬声，但我想这都属于一种对未来的鼓励和善良的宽容。在这样的赞扬背景下，刚到北京我们就开了内部总结会，激烈的批评声在我们内部占了上风，甚至强到让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自毁长城了。但这种来自自身的强大批评是重要的，否则在别人因宽容而产生的赞扬之下，我们慢慢听信了这些赞扬，认为自己的报道还真的不错，那才真正可怕。

    反思其实还有很多，但过去的毕竟都已过去，一种起步的兴奋和无法挽回的遗憾经常会在那一段日子过后，重重地袭击一下内心，我知道，一段时间以后仍将面临这种兴奋与遗憾，但无论怎样的情感，都无法把那段日子淡忘。

    初入香港香港回归的日子是九七年七月一日，但我们进入状况那就早得多了。

    每一个做新闻的人其实都在早早盼着1997年的到来，“我的1997年”满大街地唱着，但每个人面对19 97 都有着各自的心事，干新闻的自然会想，那一年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在哪儿？

    我当然也这么想。最初的选择只有一个：我和水均益在香港演播室任主持人，和北京演播室的敬一丹、方宏进他们遥相呼应。但计划没有变化快，97年元旦刚过不久，策划组的何绍伟一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小白，部队入港需要一个现场报道的主持人，我们都觉得你行，怎么样，试一试？

    这个选择来的有点突然，我一时难以定夺，但电话中，何绍伟的诱惑邀请便接着而来：我们这次部队入港，采取全程直播，上面有直升机，下面有转播车跟着部队的车行进，你做报道，多有挑战性啊！更何况部队7 月1 日早晨就进港了，还不影响你参与其它报道。

    何绍伟抓住了我喜欢新鲜的心理，成功地完成了诱惑，我在电话中就答应了他，这个电话决定了我后来在报道中的位置没人能做诸葛亮，当初的我们在兴奋与挑战中谁也无法预知，这一个庞大的计划在投入大量人力和精力之后，却由于驻港部队入港当天大雨倾盆而烟消云散。所以从接到电话后，我的很多准备便和部队入港紧紧联系在一起。

    97年春节刚过，我接到指令，和军事部的冀惠彦、体育部的哈国英一起作为先遣团到香港察看部队入港路线。部队入港的报道相当大的工作是由军事部负责，但有些位置来自其它部门，技术不用说了。我作不负责直播报道的记者，来自评论部，而哈国英，她是意大利甲级联赛的直播导演，台里直播马拉松比赛时，只有她出任过转播的切换导演，而台里并没有专门的移动转播车的切换导演，部队的行进和马拉松的转播有相似之处，因此哈国英责无旁贷。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事情做第一次时有多么不易。

    我们三人在香港只呆了两天时间，这两天基本上是在车上度过的。部队从深圳入港，有多条线路，我们不可能知道，七月一日早上部队将在哪条线路入港，因此我们只有在两天跑完全部线路。还要细心的观察，哪个转弯太急，地面上的信号传不出去；哪块山太高，影响信号……因为不查清这些障碍，真正直播的时候，信号中断可不是小事。

    对于我来说，这两天的车上生涯是第一次近距离走进香港，但绝没有观光客的潇洒自在，倒是满脑子装满了各种路边的地名和零星跳出来的报道内容。

    两天一闪就过去了，香港对我总算不再是地图上的城市，心里开始有一层压力袭来，几个月后，我会作出一个什么样的报道呢？

    磨枪想把一次直播做好，仅靠一次走马观花的车上二日游当然是远远不够。

    CCTV对整个参与香港回归报道的从业人员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培训。

    在离香港回归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参与报道的人都集中起来，在京城的一个培训中心接受了两天的课程指导。

    来讲课的都是对香港各方面很熟的专家，从当地法律到民风民俗再到经济。

    传媒。

    两天的时间里，这些内容一起灌到我们的脑海中，和其它普通的学习不同，大家的认真程度惊人。显然，谁都知道，无准备之战打不出好结果。

    这之后，我又得到了一次更好的培训机会。

    为了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有关香港问题的方方面面，CCTV要制作三个大的专题，一是香港问题的由来，二是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三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

    我很幸运地成为这三个专题的采访记者。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随着采访的进行，我开始面对从1840年到1997年这一百多年的香港沧桑。从周南到历史学家，从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士到香港的范徐丽泰，采访大范围地进行，从广州的三元里到江苏镇江。南京的历史遗迹，从香港的街头巷尾到北京的紫禁城，一幅历史的画卷缓缓的在我眼前铺开，心情中有叹息有欣喜有屈辱有无奈，当采访结束的时候，我的心中已对香港的有关历史彻底接近。虽然最后在三个节目中，展现的还是采访到的一小部分，但更多的回忆。

    细节都成为一种储备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然这还只是宏观上的一种准备，具体到我要负责的“部队入港”，6 月5号就开始着手准备。我和大部队从北京出发，到达深圳之后，同行的同事绝大多数进入香港，而我和一小部分负责部队入港报道的同事留在了深圳。

    这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几乎天天都要去深圳的驻港部队大本营，和他们沟通采访。从司令刘镇武。政委熊自仁到许多普通官兵，天天的接触，使我对他们的生活。心情慢慢有所了解，心里也越来越踏实点了。

    心跳但紧张的心情一直没有停息过，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直播，过去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时不时会有一种恐惧感出现。这种报道毕竟敏感度极高，如果一句话说错，都有可能酿出一种不安的后果。因此在深圳的二十多天里，我很怕拥有独处的时间，平时忙着加上人多，这种恐惧多少少一些，而一旦独处，自己吓唬自己，紧张又会因此加深。

    不知什么原因，我周围的人和远在北京的朋友加上我自己，时常都会出现一种关键的口误，比如，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你们‘戒严部队’的情况准备的怎么样了？

    “天哪，这纯属于一种下意识的口误，将”驻港部队“脱口说成”戒严部队“，但如果在直播中，我真的出现了这种口误，后果和影响就不那么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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