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南方一个极其发达的城市不到100 公里的地方，我们摄像机就拍到了好多贫穷的家庭，其中一家全家就一床破被子，，更别说其它物品了。

    民政部长多吉才让带着感情和我们讲，他看过的一些家庭，全部家当加一块都不到50块钱。

    江泽民主席去贵州视察贫困山区后，回来吃不下中午饭。

    好了，这一切和贫困有关的所见所闻，都足以让我们在一种富裕的幻觉里清醒过来。的确，城市的楼高了，人们的钱包鼓起来了，但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正在温饱问题上挣扎着。

    难怪曾经采访过多个贫困县的作家黄传会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当我从那些贫困县回来，再听到人们唱《黄土高坡》就觉得别扭。怎么能唱得那么潇洒呢？

    我想唱歌的人一定没有去过黄土高坡，否则那儿生活的沉重不会让他唱得这么潇洒的。“面对贫困：我们该抱怨谁呢？

    在探讨造成贫困的原因时，相信有些人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富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穷是因为自己的不努力。

    如果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也许这个法则是有效的。

    但是在走过来的路上，竞争环境公平吗？

    1998年5 月1 日，是《东方时空》开播五周年的纪念日，这了这个日子，我们栏目准备在刚刚遭受地震灾难的张北地区盖一所希望小学，为此拍摄的纪录片需要一首歌，作词的任务给了我。

    我是在春节的一片喜庆气氛中写这首歌词的，地点是在中国富裕的省份江苏。

    歌词的第一段出来的很快，“在一个石头比土多的山岗，我和羊群走进天亮，……

    我却听到心中的声响，山的那一边究竟有没有阳光？“

    后来，做这期节目的编导张朝夕去了张北回来后告诉我：没错，那儿就是石头比土多。

    这就是相当一部分贫困人中的生活环境，很难想像，在这样的环境中，拚死拚活又能改变多少？

    在城市中的人们已经习惯：生下来就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中，而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一生的生命半径只有几十公里的农民来说，改变谈何容易。

    这就难怪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学者陈锡文会在每次从贫困山区回来，内心总有一种负疚感出现：我们为那些生活不易的人们都做了一些什么？

    这是在农村，而即使是在城市中，相当多贫困人中的命运也不全是自己的过错。

    在我采访宏志班这期节目时发现，好多日子过得不如意的人们，大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如果民族前进的脚步风调雨顺的话，原本凭他们的能力和干劲，是可以过上更好一些的日子的，然而……

    这批人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正是该长身体的光景，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营养的极度缺乏，使他们在人生的最初就走上了与别人不同的道路。

    到了十六七岁，该上大学，该到了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从天而降，生命的脚步突然走上叉路，这之后，几千万人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常的梦想戛然而止。

    二十来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分，然而不分男女着装一片灰绿蓝，男女性别意识淡化，竟有许多年轻人在广阔天地的苦苦劳作中错过了爱情与性的启蒙。

    到了二十七八岁，怎么也该谈婚论嫁了，然而浩劫结束，新的选择又意外地出现在眼前，是继续耕田做工，还是拿起书本走进大学？队伍分化了，一部分幸运儿在三十而立的时候走进大学重新当上学生，而更多的人则不得不错过这突然而来的机会。

    结婚、生子、回城或是继续扎根农村，时代的戏剧大变迁，把相当多的人悲惨地丢下车，贫困注定在前方等待着一些人。

    人过三十想多生个孩子又赶上计划生育，人到四十，上有老下有小，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竞争时代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经过了那么多折腾的人拿什么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竞争呢？

    再然后，是下岗，是孩子到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一切都要自费，学费那么贵，钱从哪儿出？

    一大批人让自己的命运被浩劫与风波随意地旋转着，今日的贫困难道要从他们自己身上寻找全部的原因吗？

    这只是一至两代人的命运，对于他们的贫苦，历史是要承担责任的。

    而在改革二十年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快速旋转的车轮抛进贫困的生活中，从下乡到接班招工到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再到后来的下岗再就业，生存规则快速地变化着，相当多的人还来不及准备就被放在了路边。而改革本身必须付出代价，国有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受害的自然是为厂子付出半生心血的职工；改革向纵深发展，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那些错过人生最佳学习时机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江后浪推前浪”。

    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正是改革的代价，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贫困，为改革向前承担着阵痛。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轻松地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吗？

    理解了之后，仅有同情是不够的，面对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我们必须痛苦地检讨：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社会保障这个巨大的安全网编织的晚了！

    如果这个安全网能早日开始编织，那么今日贫困人口的生活处境可能会好得多，社会的稳定也不会象今天这样让人担忧。

    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改革到了今日这样一种局面：下岗职工还会增加，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暂还得过着不如意的日子，而我们如何更好的用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适当高速来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创造改善生活的机会，是中国改革必须首先面对的事情，否则，事倍功半。

    如何面对贫困，是我们要学的第一课从城市到乡村，贫困这两个字真实地存在着，改变贫困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我们能改变的只是绝对的贫困，而相对贫困，也就是贫富差距似乎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因此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贫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1996年12月31日晚上，因为制作“走进1997”这档节目，我在上海采访，采访地点之一是离外滩很近的一个著名的迪斯科舞厅。

    因为是新年夜，迪厅的票价很高，180 元一张票，但打扮得极其入时的青年男女们似乎并没有畏惧这样的高价位，夜幕降临没一会儿，迪厅就已爆满，强劲的舞曲节奏震动着周围的土地，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受不了里头的吵闹，我来到迪厅的外面。

    在迪厅的门口，有一个中年男子胸前挂着老上海常见的那种厢子正在叫卖香烟，偶尔有人出来光顾他的生意。我相信，即使这个晚上他的生意比往日好得多，但他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一张迪厅的票。

    门里门外，反差就是如此强烈，我很能想像这位卖烟人内心的冲突。

    果真，和我聊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回忆毛泽东时代，他固执地认为，那个时候，虽然大家都穷，但心情都还不错。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但却恐惧他的回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这位历尽坎坷的中年人能高觉悟地超越自己生活的困苦为改革分担阵痛，但面对他，我就不能不想：虽然和别人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能让他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也许他的抱怨就会少一些。

    其实回忆中国历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根深蒂固地驻扎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穷谁都没话说，而你富了我还穷着，那可不行。如果我一直还富不起来，那富人就是我的敌人，最好能有谁来帮着我“杀富济贫”，或者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年月。这种心态到今日也似乎存在。

    而这种心态对于中国改革进程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反向力量。

    如何让改革使更多的人受益，如何让富起来的人能够更多地为贫困人口做一些什么，如何在改革的同时让更多的保障给予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如何让我们更多的人能以一种同情和忧患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已是今日和明日沉重的课题。

    一些与此相关的决策、规则需要政府来制定，而我们普通人，又能为这样一种局面做一些什么呢？

    先讲几个相反的例子吧！

    在北京的一所小学里，全班大多数同学家境都还不错，但有一个小姑娘来自贫困家庭，上学的时候，她遭遇了这样一件事。

    由于她家境贫困，因此常招来同学的嘲笑，最后竟发展到同班同学为她编了一个顺口溜，常对着她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烤鸭店在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小姑娘在给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她委屈的眼神中还夹杂着一种愤怒，很容易想像她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情面对那些富裕的同学，随着年岁的增长，仇恨会不会在她的心中扎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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