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朱子仍然不能完全承认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因为这个事件连一个目击者都没有，而没有一个做为公证的第三者出现，这不能说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即使根据对中尾伤口的鉴别，也无法做出“绝对”的结论来。这一点，在朱子的心中多少还存有一些疑惑。而且，昌代那么起劲儿地为奥平解脱，也是朱子所不能理解的。然而，俩人的说法合乎情理，没有矛盾，只能相信他们的证词了。

　　家庭法院对因“过失伤人致死”被送来的奥平，经过了一个半月的调查和审判之后，决定不对其做任何处罚。这个结果多多少少也在朱子的预料之中。

　　对于成年人来说，“过失伤人致死”的处罚也很轻微，刑法上明确规定了处以“千元以下的罚金”；现行法律补充规定应为“千元”的200倍，但也仅仅是20万日元。也就是说，一旦认定不是“故意伤害”，罚金在20万日元也就算是最高的了。从这一结论上看，朱子不禁又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检察机关的一些前辈们所说的“日本的刑法对人类的生命看得太轻了”这句评价来。而且如果遇上不足20岁的“未成年人”，不给予任何处罚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朱子看这份从家庭法院送来的材料时，她在心里也承认，“只能这样了”，而且不必担心这个事件会对一个18岁的青年的一生造成什么样的恶劣影响了。但是——每当朱子想起这个案子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这是为什么呢？……

　　06

　　“今天还去船桥吗？”佐知子收拾着餐桌问道。

　　“等一个小时左右，鲇子回来后带上她一块儿去，如果不回来，我再一个人去。”

　　“一个小时肯定回不来①的。她还带了面包、香肠呢！”

　　①游泳训练是12点结束，但大家一般都带午饭，准备再参加下午的训练。

　　“这……可我6点左右还要坐新干线回去呢！到船桥往返就得2个半小时呢！”

　　“我看你也就别等鲇子了，自己去吧——她可喜欢游泳呢！”佐知子在一旁劝道。

　　“那……”

　　“我给你准备点儿礼物。”说着，佐知子便去给朱子装东西。

　　“哎呀，好啦，我在路上再买吧！”

　　“不用了，上了年纪的人挺计较带什么东西呢，我都准备好了。”说着，佐知子又问起朱子公婆的年龄来。

　　“是77岁和66岁。”

　　“老两口够寂寞的吧！”佐知子盯着庭院里低垂着头的向日葵，自言自语地说道，“阿崇也是够可怜的，刚刚开始新生活就……”

　　朱子的丈夫千鸟崇患急性肝坏死，已经去世快9年了，那时鲇子刚刚1岁。阿崇当时30岁，是东京地方检察官。也就是在阿崇去世的3年前，朱子在国立大学法学系学习时两个人认识的。朱子是阿崇毕业了的研究班的高材生，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后辈和前辈的关系。两个人关系密切的原因，是那个教授在自己家里过年请客时他俩正好坐在一起的缘故。于是，朱子在毕业的同时结了婚，第二年就生下了鲇子。

　　但是，这个新婚的家庭不过持续了两年，就如同一场梦一般很快结束了。阿崇由于过于劳累而得了肝炎病倒了，仅仅一个月后就与世长辞。当时，检察机关的事情十分繁忙，大多是忙于杀人案件，最忙时一名检察官要负责30多件案子。朱子从丈夫口中得知，每个检察官分管的案子在黑板上都写不完，连吃饭都是急匆匆的，同一办公室的人十几天见不着面是常有的事。

　　在这样的紧张状态下工作时，检察官不仅工作到下班的5点钟，而且还要在下班后往返于警察署的监狱、拘留所，对在押的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朱子不仅白天没有和丈夫见面的机会，而且常常是夜里10点以后他才回家。即使是回到了家，桌上还要堆满文件和材料。

　　“我要边吃边看卷宗。只是当事人累了我才算告一段落，然后回到家整理材料。真正受罪的不是罪犯，而是检察官呀！在监狱或拘留所里起码三餐饭还有保证，而做一名检察官，能睡上一个完整的觉就谢天谢地了。”这话并不是开玩笑，每当呆在家里，满脸学究气的丈夫看到朱子不高兴时，就会对她说上一通这样的话，然后苦笑一下，又继续埋头工作。

　　丈夫的身影，至今朱子还记忆犹新，仿佛是刚刚看到的一样。因此，朱子认为，丈夫完全是被工作累倒的。也正是因为那个年代检察官的数量不足，才导致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

　　每年毕业于两年制的司法研究生人员全国才500人，其中大部分人成了律师，当了检察官的不足百人。他们不仅要超负荷地工作，而且还要对所承办的事情负责。可以说一当上检察官，一天24小时都要搭进工作中去，而且为了保持廉政，一般说来每两三年就要变换一下工作岗位或工作地点，这也许就是更多的人喜欢当律师的原因吧。

　　因此，人员愈少，工作压力愈大，人们对这一职业望而生畏，从而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朱子之所以也干上了检察官这一行，完全是出于对丈夫的同情，她要延长丈夫在事业中的“寿命”，尽管她一个人势单力薄，但也希望多少能为他人分担一些，让九泉之下的丈夫瞑目。

　　于是，朱子从24岁便成了寡妇，她也毫不犹豫地在律师和检察官这两个职业中选择了后者。当她在法学系毕业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了。阿崇的双亲也十分理解朱子的心情，而且阿崇的父亲本人也是国立大学法学系教授。朱子请婆婆照料着刚刚不到2岁的鲇子，自己一头钻进书堆里，猛攻两年。当她通过司法考试时，年已26岁了。

　　两年的研究期满后，她走马上任，当上了一名检察官。

　　在第一年的“新任”期间，她在东京地方检察厅；第二年“新任后”便到千叶地方检察厅公审部干了三年。今年春天，她又被调到名古屋地方检察厅，在刑事部少年组任职。而这一年，她已经33岁了。

　　这时，她已锻炼成为检察行业中的一名中坚骨干了。

　　幸运的是，从阿崇去世后的第二年开始，案件的数量便有所下降，做为检察官的繁忙时代慢慢地过去了。虽然志愿干这一行业的人暂时还没有大大地增加，但由于1976年轰动日本的政界丑闻——“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贿赂案”使检察官的名声大振，以至有往年2倍之多的人从当律师转行投身到了检察官这一职业中来。

　　07

　　2点多钟，朱子离开了哥哥家。

　　她原打算1点钟出门，但正好哥哥和侄子起了床，她就坐在他们旁边，一边看着他们吃饭，一边和他们聊天，所以耽误了一会儿，同时她也想等一会儿，万一女儿鲇子从学校学游泳回来了呢？

　　1点半时，鲇子从外边打回了一个电话：“我们刚刚吃完午饭，同学们还想再游一会儿……但如果妈妈一定要我一起去船桥的话，那我就只好一个人先回家了……”从鲇子的口气中可以听出，比起去船桥来，还是和同学们一块儿游泳更有意思。朱子当然不能强迫她回来一块儿去爷爷、奶奶家，但她的心里多少有点儿酸楚。

　　“那……呆会儿我收拾一下，大约在2点半左右就走了，我自己去吧。”

　　“这样……对不起了，妈妈。”

　　“好吧，你游泳可要当心呀！”

　　“嗯，人很多，不要紧的。”鲇子的声音突然一下子抬高了问道，“妈妈，下次你什么时候再来？”

　　“噢，我想尽可能早点来，不过，两三个星期……”

　　“那您给我写信来啊！”

　　听到这儿，朱子想起每次女儿来信时都要在信纸的空白处画上一些小猫小狗或木偶人什么的。朱子放下了电话。女儿还知道她有个母亲，特意从外面打回电话来。从电话的声音里，朱子没有感到她与女儿之间有了隔阂或距离什么的，因此心里十分高兴。

　　当她回到餐厅里时，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佐知子接的，她说了两三句，便表情惊讶地挂上了电话。

　　她返回来对朱子说，对方是个男的，问了一句“您这儿是名古屋地方检察厅千鸟检察官的家吗？”可当佐知子说“在”，并问对方是否要去叫她时，对方说了一句“不用了”就挂上了电话。

　　是从名古屋打来的吗？可为什么不说出自己的姓名，只问千鸟在不在就挂上了电话，这可太奇怪了。朱子不知所措，心绪有点儿慌乱。她连忙收拾好东西便出门了。

　　早上的天空还是乌云一片，而下午天一下子放晴了，太阳照得让人热得受不了。在世田谷区的这条住宅街上，因烈日当头，路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影，周围除了树上的蝉鸣外，出奇地安静。坦率地说，朱子也不愿意顶着烈日去船桥。她想去去就返回。从东京到名古屋的“光”号列车，要走2个小时，她想早点儿回去，明天还有许多案子要处理。急急忙忙的来，急急忙忙的走，这几乎成了她的生活节奏。因为事先没有和公婆联系一下，去不去呢？

　　嗨，去吧！朱子稍稍犹豫了一下便下定了决心，同时也加快了脚步。如果不去船桥，时间就更充裕了，但朱子怕就怕在这个时候动摇决心。

　　刚才打来电话的人会不会是乡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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