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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
我刚发现
这世上
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
只有谎言
迫你想法穿越
——John Mayer《没这回事》
青年日记
七、有没有时间革命?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MM。在一个18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1970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46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定?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可视为中国儒家哲学的宣言书,而亦表示吾民族力争上游、崇高的理想……国父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和那些霸道的什么斯拉夫、大日耳曼及其他什么主义绝然相反,完全是道义之交,而不是横暴阴谋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了解”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了解”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利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它是说,‘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但是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错了,不是吗?”
他马上翻出了校规,果然,条文写的是“不许在学校范围内”。好了,没戏唱了。
他服气了,顿了一会儿,又说,“可是这样的规定没道理。”
“可能没道理,”我说,“校规合不合理也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在于,你想不想为这一件事花时间去辩论?”
他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
“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常常有学生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凡是我说的你们就照着做,别跟我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MM,你觉得做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
“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
“你知道,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
“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
“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
“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
“你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吧?”
“不会。”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
“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对“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我是这么告诉15岁的菲利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作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利普说?
MM
又:我去征求菲利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
八、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什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上世纪70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的革命精神,只不过,“赤军连”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三个人则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然后留下一张纸条:“好日子过去了!”他们“恐吓”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我们进来了。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来看这个电影,他开着BMW745的车,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什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我也知道,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反叛”的东西了呢?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说的,是否,没有什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革命”,没有什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什么?我想出几个可能。一个是,我可以变成一个行动者,拟定计划,上街去游行抗议。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Matrix共存。我觉得,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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