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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说是信息开放,价值多元,电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这个世界没什么好“反叛”的了。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站起来”,去“行动”?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然后,MM,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你就当它是“忏悔录”吧。我发现:是,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饭菜留在盘子里,让它被倒掉。换句话说,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
我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狠狠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但是至少,我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荣。
现在,MM,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
安德烈
九、两种道德
安德烈:
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利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利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利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想想看,菲利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利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利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利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一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驮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90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30块。
安德烈,你知道30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20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利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利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 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利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蝈蝈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利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里,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利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利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
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欧陆国家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额占该国GNP比例计算):
1 挪威 0.92
2 丹麦 0.84
3 荷兰 0.81
4 卢森堡 0.8
5 瑞典 0.7
6 比利时 0.61
7 爱尔兰 0.41
8 法国 0.41
9 瑞士 0.38
10 英国 0.34
11 芬兰 0.34
12 德国 0.28
13 加拿大 0.26
14 西班牙 0.25
15 澳洲 0.25
16 纽西兰 0.23
17 葡萄牙 0.21
18 希腊 0.21
19 日本 0.2
20 奥地利 0.2
21 意大利 0.16
22 美国 0.14
你看,22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17个是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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