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冯雪峰在上海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因被叛徒出卖，险些被敌人抓住。为了他的安全，党中央决定将他调到中央苏区。年底，冯雪峰奉命离开上海，秘密从海路南行，途经福建，最后到达江西瑞金。起初他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随后任副校长。这时的毛泽东正受到王明路线排挤，被兔去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只做政府工作，毛泽东抓住这一时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苏区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之中，消息十分闭塞，许多外部情况，除了从一些过期白区报纸上获知，就来自刚到苏区的同志的口中。毛泽东听说冯雪峰调到中央党校后，便约冯雪峰谈话，两位“诗人革命家”一见如故。从冯雪峰的交谈中，毛泽东知道了许多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更了解到冯雪峰与鲁迅的特殊关系，有一回，毛泽东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毛泽东接着告诉冯雪峰：他很早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毛泽东还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以后所写的杂文，尤其是几次争论中的文章。在暗黄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面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面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起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性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频临危亡，终于能够维系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性格，这是民族的伟大的性格，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在鲁迅受到反动势力以及革命营垒内部那些还不明事理的青年人的围攻时，冯雪峰正确评价了鲁迅先生的历史功绩，说反封建势力的工作，鲁迅做得最好。也是冯雪峰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了鲁迅，在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之间编织了联系的纽带。后来，毛泽东曾对人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和冯雪峰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失败中突围，撤离江西，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艰难转移。长征路上，尽管两人难得相见，毛泽东却一直惦念着冯雪峰。他知道冯雪峰同自己一样离不开纸烟，曾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送给冯雪峰。对于被“左”倾教条主义搞宗派的人留在苏区的那些优秀干部，他们同样系念萦怀。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告诉冯雪峰的、他沉痛地对冯雪峰说：“不仅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1936年春，红军渡黄河东征抗日。冯雪峰带领一个工作组，有一次在征战中迷路走失，十多天才返归，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开着玩笑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在1936年4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也说到，在东征中“游击战争之开展，有七八县乡村群众参加游击，并自己组织，并能自己作战，如雪峰所率之游击队是。”

　　二

　　1938年初，为了联合抗日，共赴国难，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开始进行。为了同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并把统一战线工作抓起来，党中央决定派冯雪峰作为特派员前往上海。上海地下党是经过几次大破坏以后留存下来的，情况复杂，同党中央又长期失去联系。派冯雪峰去，首先是因为他在上海活动的时间长，同鲁迅、茅盾、胡愈之等熟识，可以先通过鲁迅等摸清情况，然后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冯雪峰经过了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以他的忠诚、机警和才干，去上海是合适的人选。4月中旬，冯雪峰从瓦窑堡启程南下。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和他谈话，交给他重要任务。这些任务第一是“外交”，同南京方面联系，促进联合抗日；第二，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沈钧儒等）、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的组织；第三，恢复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建立上海党的工作，并发展上海原来已有的工作；第四，附带管一管文艺界工作。此外，周恩来亲自交给冯雪峰“建立一个电台”的任务，以便及时将情报报告中央，同中央联系。在党中央交给冯雪峰的几项任务中，“同南京方面联系，促进联合抗日”，这一极其重要而又极其秘密的使命，冯雪峰在50年代初《回忆鲁迅》中没有写，在50年代中期所谓“爆炸性”的会议上没有说，“文化大革扩的交代材料里写的派到上海的工作任务中，对此仍然缄口不谈。他这种严守秘密的组织纪律性，实在令人敬佩。从最近发现的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给冯雪峰的指示信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一工作的具体内容。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信方法务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络，不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洽之事，望写一报告来。刘子青关系要弄得十分好，使他专心为我们奔走华北，旅费我处供给。虞洽卿、穆藕初有联络希望否？”从信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实行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关头，毛泽东指示冯雪峰完成“外交”任务，一是同国民党各派系开展上层统一战线；二是负责联络同华北各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的代表；三是了解浙江财团代表人物的动向。冯雪峰在上海工作期间，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都有进展。党中央对于冯雪峰的工作也是肯定的，认为“上海工作是有进步的”，“目前工作正在开展”，“要建立上海各地党的基础，必须要多派如允生（即冯雪峰）同样的人去。”【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冯雪峰在上海住在鲁迅的家中，和鲁迅交谈的机会更多了。他和鲁迅谈长征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静静地、一心向往地谛听着，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亲切信任之感。冯雪峰还受鲁迅委托，将鲁迅病中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代购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冯雪峰自己则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以御西北高原的风寒。另外，他还单独送给毛泽东几听纸烟。这些东西部由交通送到西安转交陕北。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溘然逝世。冯雪峰受党中央委托，出色地主持了鲁迅的治丧工作，使悼念鲁迅的活动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在治丧委员会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没有见过鲁迅的人。这也是第一次公开地将鲁迅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37年1月，冯雪峰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在上海，冯雪峰还费尽许多周折，找到了流落在那儿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当时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正准备去西欧考察实业，趁此机会，冯雪峰安排由熟悉莫斯科情况的杨承芳同志带着岸英兄弟，随同李杜将军从上海动身，先去法国巴黎，然后再转送至莫斯科。1937年初，岸英、岸青来到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回了岸英、岸青的照片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

　　三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投降卖国的需要，大肆逮捕东南几省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冯雪峰不慎在义乌家中被捕，关入上饶集中营。冯雪峰在狱中坚贞不屈，团结难友，坚持斗争，并且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1942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文化人时，特意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得知冯被捕，他当即与陈云同志商定，通知周恩来和董必武，请他们设法营救。董必武找到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胡秋原先生，请他帮助。胡秋原打电话给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头子张超，要求保释冯雪峰。由于冯雪峰被捕时用的是冯福春的化名，因此，在狱中没有找到冯雪峰，故营救未成功。以后党组织又多方设法，找到当时还未加入革命队伍的第三战区《前线日报》主编宦乡，由他保释，冯福春——冯雪峰才得以出狱。出狱后，冯雪峰辗转来到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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