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和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棠律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1942年郭沫若的剧作《屈原》在重庆上演，对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多作家、诗人纷纷撰文作诗，高度评价《屈原》的积极意义和作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党校的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的信中称赞：“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1942年2月，郭沫若写成剧本《虎符》，这是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那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已经暴露。郭沫若的剧本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釐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借此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从而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和摧残抗敌力量的暴行。剧本受到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检查，在重庆只演过一次。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请董必武转交郭沫若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连载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而写的著名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此时抗战己处在胜利的前夜，中国革命势力空前发展、壮大。中共南方局为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抵制和克服革命队伍内部滋长的骄傲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组织一组纪念文章，意在通过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来教育革命队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在这样的意图下写出的。文中不仅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述了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而且深刻总结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由胜利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不修边防，不讲政策策略，军纪败坏，妄杀部属，最终导致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归于失败。连李自成本人也在溃乱中为地主武装所杀害。这一经验，对于领导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向胜利转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发表后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仅隔20天（即4月21日），毛泽东就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提到这篇文章，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做的错误。”

　　1944年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屈原》的单行本，当天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和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12月，郭沫若收到了毛泽东11月21日写的复信，信中说：“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汉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做，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下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毛泽东的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在史论。史剧方面的成就，认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泽东还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这是党中央对郭沫若的最大信任。毛泽东的这封信，款款写来，平易而亲切，谦逊而真挚，既抒发了深沉的怀念之情，又表示了殷切的期望之意。

　　旧友重逢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祖国，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同毛泽东以及延安的同志们见面。但是，当时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无法实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又为此亲自前往延安，妄图置中国共产党于被动。为了揭穿美蒋反动派玩弄的“和谈”阴谋，制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当毛泽东一行于8月28日飞抵重庆时，整个山城沸腾了，郭沫若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去机场迎接。毛泽东在重庆逗留期间，广泛会见了国民党上层人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国大使和中国记者，向他们介绍会谈情况，宣传我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极大地争取了群众，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是郭沫若景仰的革命领袖和战友，自1927年在武昌分手后，他们已有18年没有见面了。这次旧友重逢，感到分外喜悦。当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用的是一只旧怀表，就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以后这块表虽然修过，表带也换过，但毛泽东生前一直戴着。这件事也体现了郭沫若和毛泽东的深厚友谊。在同毛泽东的多次会面和交谈中，郭沫若对于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及党的方针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他决心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在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人。柳亚子向毛泽东赠送一首七律，同时向毛泽东“索句”。毛泽东便把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录赠给他。并致信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不久，柳亚子做了一首和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都想欣赏一下“毛润之的咏雪”原作。《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的编者吴祖光特请人搜集到毛泽东的原句，以《毛词·沁园春》为题于11月14日在该报副刊显著地位上发表，并加”按语”云：“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发表，立刻轰动山城，波及全国。一时间，和词、论文，乃至其他样式的文章纷至沓来，涌现于不同性质的各种报刊：或衷心赞颂，或恶意中伤，笔枪舌剑，针锋相对。1945年12月，被国民党控制的《大公报》，连载该报主笔王芸生的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该文开宗明义他说：“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他攻击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想复辟做皇帝等等。之后，一些报刊鹦鹉学舌，连续发表反动和词与文章，大有群犬吠日、鸦鸣蝉噪之势。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郭沫若一马当先，撰写诗文赞扬《沁园春·雪》，并抨击反动文人对它的攻击和诬蔑，他在《摩登唐吉河德的一种手法》文中说，毛泽东的词作“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可以使一些尚绮丽、竞雕琢的靡靡者流骇得倒退。”他指出，诽谤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的御用文人，其主子才是真正有“帝王思想”的人，因此他们发动内战，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攻。郭沫若还谈了自己对《沁园春·雪》寓意的理解。他说：“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此高’的那些银蛇蜡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应当指出，郭沫若肯定毛词具有前无古人的宏大气魄，批判反动文人对词作的歪曲，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但他对作品“底子”的理解，与该词的实际寓意，似乎还有相当的距离。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沁园春·雪》时，人们对封建帝王。“风流人物”的评论，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1958年对此词郑重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诗人的这个说明，才真正揭开了他的咏雪词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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