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还说：“是的，‘延安是政治警觉性表现最高的地方’，若是单凭穿着华丽的衣裳，而懒于洗澡，迟早那件衣裳也要肮脏起来的。”文中指出：“提到此，常常忆起鲁迅先生，划破黑暗，指示一条去路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然而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还是杂文的时代，还要鲁迅的笔法”的论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罗烽把自己写的几篇文章：《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漫谈批评》、《嚣张录》、《还是杂文的时代》呈交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读后，于6月12日给罗烽写了一封信：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罗烽文章的不足之处，使罗烽深受感动。

　　然而，不幸的是，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一文，竟连累了他的一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仍然为此而遭到一连串的灾难。

　　1955年，他与舒群、白朗一起被锗定为反党小集团。

　　1957年则被抛出“再批判”，并错划为右派分子，还被开除党籍，发配塞外矿区劳动改造。

　　“十年动乱”期间，罗烽作为摘帽右派更是在劫难逃，斗得死去活来，“四人帮”被粉碎后，几十年的冤案才得以平反，罗烽才重又拿起笔来继续从事创作。

　　但是，这荣幸来得实在太晚太晚，罗烽的肌体和精神几尽摧毁变为废人，不幸于1991年逝世，终年81岁。

　　一一 风流人物在中华——毛泽东与老舍

　　老舍热爱毛泽东，非常喜爱毛泽东诗词。

　　1962年，毛泽东诗同在《人民文学》上集中发表，老舍十分高兴，亲手抄了一份，自己装订成册。

　　1966年春节，老舍和友人于志恭谈话，谈及毛泽东夜以继日，彻夜不眠地工作时，老舍挥笔写春联一副：“壮丽关山迎晓月，风流人物在中华。”继而又以魏体字书毛泽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就是在这年的8月13日，老舍忍受不了红卫兵非人的侮辱和毒打，离家准备舍身自尽时，还携带着他亲手抄写和装订的那本毛泽东诗词，他对夫人胡挈青说：“我相信，毛主席、周恩来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

　　老舍和毛泽东的交往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

　　1939年6月28日，老舍作为“文协”、总会的代表，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由重庆起程，经广元、宝鸡、西安、洛阳、南阳、襄樊，而后再由西安北上，于9月9日到达延安。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以及延安群众三四千人到公路两旁列队欢迎。第二天傍晚，毛泽东赴招待处拜访慰问团全体团员，并设宴招待。老舍和毛泽东、朱德并肩而坐。谈笑风生，极为欢洽。席间，毛泽东向老舍祝酒：“老舍先生，听人说过你是有些酒量的，我来敬你一杯。”老舍激动他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毛泽东笑着说：“我感谢老舍先生的祝酒。”他和老舍轻轻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毛泽东亲切和蔼的神情，使老舍感到无比的温暖。宴会结束后，毛泽东陪同慰劳团乘车前往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会。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主席台布馒上贴着“欢迎中央慰劳团”的大幅标语，礼堂窗前和门口被赶来参加大会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数盏马灯照得台上一片光明。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强调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做亲者所快仇者所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会场上群情振奋，“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仿佛秋天的旷野上空滚过的阵阵惊雷。坐在台下的老舍，怔怔地出神，眼前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每一句话，都使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明白和畅快。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就辞去山东大学的教授职务，抛下老母与妻小，只身来到大后方，为组织文人的抗战而奔走。这几年的苦闷与困惑全让毛泽东给赶跑了。这时，全国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分团长贺衷寒先后应邀登台讲话。毛泽东对这两位国民党军政要人十分客气，请他们就团结抗战给以指教，老舍不由得暗暗佩服：“这个党不图一党一派的私利，真是一心为抗战、一心为人民！”大家对老舍到达延安特别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即席讲话。老舍在讲话中提到文化人在团结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作家们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两个口号下取得的成绩。他讲得幽默风趣，感情真挚，博得了大家的欢笑和掌声，毛泽东也不时点头微笑鼓掌。欢迎会后，青艺演出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台唱》，民众剧团演出了秧歌剧《查路条》，演出直到深夜才结束，老舍一行尽兴而归。这一夜，老舍失眠了，他想了许多。两年多以后，远在沦陷区北平的妻子收到老舍的一封来信：“我去过延安，见过共产党的主席，两位领袖一比，两个党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就在那次欢迎大会上，就在那个不眠之夜，老舍断然悟出了，共产党人必然是日后新中同的主人。

　　1939年12月9日，老舍随慰问团返回重庆，他和友人谈起这次陕北之行时，感慨地说：“崭新的大地，崭新的人，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呀。”后来，老舍在他的长诗《剑北篇》中反映了陕北之行的所见所闻，热情歌颂了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记录了对我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美好印象。在第24章《宜川——清涧》中，老舍写道：“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立新开的窑洞里，在山田溪水之间，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一直延伸到大河两岸！”作者还以延安人的口吻唱道：“唱着，我们开山；唱着，我们开田；唱着，我们耕田；唱着，我们抗战，抗战，抗战！”

　　1949年10月，老舍在美国先后接到周总理嘱托冯乃超、夏衍写的邀请回国的来信后，即决定启程。经过两个月的海上颠簸，于12月12日到达北京。当他看到毛泽东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讲话，读过《我们的希望》之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从国外回来后，老舍首先找到一部《毛泽东选集》，他所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旧中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老舍没有机会深入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回国之后阅读毛泽东的《讲话》，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开端。他后来所写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真实地记录了他读完《讲话》之后既“狂喜”又“发愁”的心情，以及他的感想、他的态度。老舍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笃信真理，而且严于解剖自己。他说：”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狂喜之后，他感到，“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20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风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对工农兵“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又使他“真发了愁”。这种“愁”，是一种严肃的自我解剖，是寻求上进的自我策励。他决定了自己的态度，不自暴自弃，而要在马克思主义里，在毛泽东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所谓“新文艺生命”，就是为新社会歌唱，为人民歌唱。

　　1950年夏，老吉承受着酷暑炎热的袭击，完成了剧本《龙须沟》的创作。龙须沟，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它的位置在北京天桥的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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