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找了包括欧阳山、草明在内的许多作家谈话，查阅了大批材料，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了文艺队伍的现状，全面掌握了有关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为开好座谈会做了充分的准备，为制定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4月底，欧阳山和草明接到了毛泽东和凯丰署名的邀请他们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帖。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隆重召开了，这次会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文艺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0多人，包括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文艺、教育等部门的负责人和许多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欧阳山、草明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受到了深刻的教育。5月23日，毛泽东为座谈会做了结论，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都为这篇《讲话》恢宏的气势、精湛的道理、严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所震慑，所激动，所折服。会议结束前，摄影家吴印咸不失时机地要趁亮为全体与会人员照相，大家起身到坪台上，围着毛泽东随便坐的坐，站的站。草明有幸坐在第一排，离毛泽东很近，欧阳山站在第二排，只听吴印咸的相机咔喳一声，便留下了这个历史性的光辉的一页。

　　三、写作新风

　　延安文艺座谈会闭幕后，文艺界普遍开始了整风运动。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讲话》等有关整风文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了转变立场，克服以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最大弱点，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一批批振奋人心的作品相继破土而出。

　　1944年4月，欧阳山从中央党校三部调到边区文协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不久，丁玲和陈明也调来了。欧阳山和丁玲一起参加了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者会议。会后，丁玲写出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欧阳山写出特写《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同时登在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丁玲的文章记叙了田保霖在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权的支持下，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举办合作社，搞活经济的先进事迹。《活在新社会里》写的是田保霖办合作社时，发现一个叫邹兰英的老婆子，她原是要饭的，听说边区是穷人的“福地”，带着儿孙来到靖边县，田保霖帮她安了家，并要她发挥自己的特长，教人纺纱，为解决群众穿衣难的问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自己也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文章通过邹兰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的描写，歌颂了新社会的优越性。欧阳山和丁玲都没有想到，这两篇反映现实斗争生活中两个小小侧面的短文，却会引起当时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抗战重任的毛泽东的兴趣和重视。毛泽东在读完作品后，立刻亲笔给他们写了祝贺信，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约他们会面，信是这样写的：丁玲欧阳山二同志：【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许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下午，丁玲、欧阳山应邀来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鼓励他们说：“我一口气看完你们的作品，很高兴。这是你们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们继续写下去，为你们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傍晚，毛泽东请他们俩吃了饭。明日初升，他们才策马出来。欧阳山喝了不少酒，敞开衣襟，让习风吹拂。他们还沉浸在刚才的回忆中。毛泽东雍容大方、温和典雅的仪态，以及他在款款漫步中的音容笑语，都铭刻在他们的记忆里。

　　后来欧阳山在《想起毛泽东同志这封信》文章中说：“《活在新社会里》这篇特写是我1941年到延安以后，第一次接触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社会、新生活、新的主人翁工农兵群众，同时又是第一次试用某种文学样式描写、表现和反映他们。可以说，这是我初次投身到火热的新斗争生活中的一种学步，一种练习，一种尝试。尽管作品不成熟，很单薄，但毕竟是走在这条大路上。是否恰恰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就分出他宝贵的精力的一部分，来对它加以肯定，支持和鼓励呢？我想，这有可能比较接近他的本意。”

　　一七 文学是点，社会科学是面——毛泽东与舒群

　　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舒群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途中，从被日寇炸毁的废墟中拣得莎土比亚的《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4册名著和《石索》、《三希堂残帖》各两卷，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立即带在身旁。

　　行军途中，朱德总司令曾多次通令轻装，他始终爱不释手，宁肯将别的物品丢掉，也舍不得“轻装”这些“珍宝”。

　　后来辗转到了延安，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引见，舒群终于见到了他昼思夜想的毛泽东。

　　毛泽东爱才如命，虽与青年作家萍水相逢，却似敌人邂逅，竭诚欢迎，殷勤款待。一瞬间，舒群为之感动，不禁爆发激情，将挎包内未曾释手的那4册名著、两卷字帖，竟一股脑地掏了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连连称好，哪料一旁的朱光手疾眼快，一把将莎翁的4册名著夺了过去。于是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舒群手足无措，连忙调停，结局是平分秋色，朱光强行夺走了《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碑帖。

　　毛泽东也从此认识了这位慷慨送书的青年作家舒群。

　　1942年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副刊是《解放日报》重要的版面之一。它起着繁荣文艺创作、交流学术思想、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向广大军民传播知识的重大作用，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在报纸改版过程中，毛泽东亲自指导，躬身实践，对副刊也作了重大的改革，在此期间和舒群接触频繁。

　　副刊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撤销《文艺》专栏刊头，改第四版为各种综合性的专刊。

　　《文艺》专栏主编丁玲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同志派舒群担任副刊主编。时年29岁的舒群，面对包罗万象的综合副刊，提出不能胜任，他说：“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

　　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耐心地做舒群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毛泽东关于学习知识的辩证法和切实的经验之谈深深教育了舒群，使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为办好副刊，毛泽东还帮助舒群组稿。事前，毛泽东约舒群商拟证稿名单，前后两次，一次在窑内，一次在院中，共写两份，而以第二份为定。第一份名单，在毛泽东9月15日给凯丰的信中提到：“解放（指《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一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第二份名单列在9月2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中：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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