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吴老：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下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从以上征稿办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办好党报副刊的重要观点：一是副刊稿件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鲜明的思想性，对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二是副刊不能只偏于文艺，要带综合性。三是办好副刊必须调动办报人和看报人的两个积极性，发动全党力量来办，荟萃各界文笔，努力扩大稿源。四是副刊文章要短小精悍，力求大众化、通俗化，使它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

　　随后，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了毛泽东枣园之宴的通知。舒群、柯仲平、博古结伴而行。客从四面八方赶来，相继人席，毛泽东即席致词：“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他宣读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及其具体内容，然后幽默地讲道：“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仿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下尽，用之不竭。”席间毛泽东给大家敬酒。大家边吃边讲，直到夕阳西沉。明月东升。最后只剩下柯仲平和舒群。毛泽东叫警卫员送来三个碗，给柯仲平、舒群，然后给自己都斟满酒。然后跟他们尽情地吃喝、聊天，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写了一个条子，劝柯仲平罢饮归去，背着毛泽东递去，不料，给毛泽东截住了，他笑了笑把它撕掉，挽留两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才算散席。柯仲平酒喝多了，骑在马上左右摇晃，终于栽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一来二去，两人都卧地呼呼大睡起来。好梦正酣的时候，被人唤醒，抬头一瞧，身边有两个警卫员，迎面则是毛泽东，还有一部汽车，于是五人一起上了汽车。

　　从这以后，舒群不断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关心指导，凡有转载，均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倘有社长博古审而难定的稿件，均由舒群携稿面呈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经过舒群和副刊编辑人员的集体努力，副刊面貌力之一新。各类作品与工农兵火热的生活日益接近起来。

　　1943年4月25日秧歌剧《兄妹开荒》的发表，成为副刊初见成果的代表作。经过文艺下乡运动带来了文艺的繁荣，极大地丰富了稿源，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如马可的《夫妻识字》，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西戎、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姚仲明的《同志，你走错了路》，以及古元、力群、彦涵的木刻等等。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曾找许多作家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文艺界的情况，舒群也被荣幸地找去谈话，4月13日，毛泽东给舒群写了一封信，请他搜集反面的意见，信中写道：

　　舒群同志：

　　前日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为搜集反面的意见（各种各色）如有所得，清随时示知为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毛泽东给舒群又去一信，请舒群帮助走访各种不同的反映。

　　解放后，舒群就有写毛泽东故事的打算，并为此做了长期的准备和酝酿，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已写出30多篇近30万字关于毛泽东纪实性短篇小说，但遗憾的是大部分手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抢，不知下落。

　　粉碎“四人帮”后，老作家又焕发了青春，他继续写作毛泽东的故事，陆续写出了9篇，连同原来遗留的两篇，结集成《毛泽东故事》，198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却了老作家的心愿。这部书不仅刻画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也描写了他的机智、风趣和诗人的豪情。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好评。

　　一八 要注意调整人我关系——毛泽东与萧军

　　萧军是一位敢于斗争、勇于批评的文人。他以鲁迅力楷模，在和民族的阶级的敌人作斗争的同时，也大胆地抨击革命营垒内部的种种不良现象。历史上把无情批评朋友的人称为“诤友”。毛泽东认为，诤友于革命事业大有益处。他不仅敢于、而且善于结交这样的朋友。从他与萧军第一次书信往来的1941年8月起至1942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给萧军共写了10封信，这在毛泽东与现代作家的交往中是鲜见的。至于他们互相串门、面谈，那就更多了，他们谈文艺、谈鲁迅，相互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萧军晚年病卧在床回忆与毛泽东交往时说：“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形式相处的”。

　　一

　　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除萧军外，尚有三郎、田军等。现代小说家。1907年5月23日出生在辽宁省义县。1932年在哈尔滨开始文学创作。1934年到上海，得到鲁迅的教侮和帮助。1935年8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在文学领域较早地突出表现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题，因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他的代表作。

　　1938年初，日寇侵华的狼烟开始向山西蔓延。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萧军，正在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出于强烈的民族义愤，在该校撤离吉县后，他辞去教职，准备投笔从戎。他单独一人，身穿红色牛皮大衣，头戴灰色呢帽，脚穿胶底运动鞋，手拄木棒，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书籍、杂物的褡裢，从古县渡过黄河，步行20多天，于3月21日到达延安城，他准备从延安转道五台山地区参加游击战争。萧军先去照像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风尘仆仆的疲惫形象，之后就住进厂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一打听，去五台山的路上有战事，通不过去，只好暂时在延安停留下来。刚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丁玲和聂钳音从西安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住在招待所，见到了萧军。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说毛主席请他去见见面。当时萧军一方面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因年轻孤做，不想惊动领袖人物，因而客气地回答说：“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来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和培元离开之后，丁玲对萧军说：“既然到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见！”萧军也就同意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还没等萧军前去拜访，一天上午，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望萧军了，他同萧军亲切地握手，热情地问长问短。同时又会见了住在招待所的丁玲、聂绀弩、何思敬等几位同志，并请大家在招待所共进午餐。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首长的架子。他那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使萧军深受感动。同时也感到非常惭愧。尤其听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召开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作《论鲁迅》的讲话时，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其中引用了鲁迅给萧军的信。这时，萧军才知道毛泽东不仅对鲁迅早有研究，而且对鲁迅同他的关系也比较熟悉，联想到自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之前的态度，心中颇有愧疚。过了半个世纪，萧军谈起他最初会见毛泽东一事时，很有感慨他说：“毛主席主动来访，是看得起我，那伟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4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届开学典礼．萧军也应邀参加了，在会场上又遇见了毛泽东。会后，他和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校长成仿吾等在操场上一起会餐。没有凳子，大家站在桌子周围，用一个大碗盛着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着喝。那天刮着大风，尘土飞扬，他们却有说有笑满不在乎。

　　萧军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去打游击的愿望实现不了，丁玲劝他不如随她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做点文化宣传工作，萧军只好改变初衷，继续用笔战斗。4月中旬，他和丁玲、聂绀弩离开了延安。

　　二

　　1940年6月，在邓颖超等同志的安排下，萧军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经过重重关卡，第二次来到延安。

　　萧军这次到延安，是从大后方重庆来到“革命圣地”的，他感到延安到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便满腔热情地投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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