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所谈的有关受处分的事情。但在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删去了有关他的事例，并做了润色和修改。文章发表在4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

　　在萧军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中，毛泽东曾建议萧军弃文从政。萧军却说：“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毛泽东见萧军这样的态度，便开怀大笑说：“也好，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三

　　毛泽东在同党内外同志充分交换意见后，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意义，一直被史学家大书特书。然而萧军在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却下打算参加。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毛泽东4月7日复信说：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敬礼！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三时

　　萧军应约前往，接连谈了两天有关拟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毛泽东在4月13日给萧军的信里说：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二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会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又想走了，毛泽东再次写信留他：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早

　　毛泽东给萧军的礼遇，可谓高矣！当时延安没什么交通工具，出门都安步当车，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很不方便。少数领导同志为了节省时间，才骑马代步。毛泽东用自己的马去接萧军，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见面后，毛泽东再次恳切挽留，希望他务必开完会再走。盛情难却，萧军只好留下了。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毛泽东、朱德、陈云、凯丰、贺龙等出席了会议。到会的文艺界人士100多人。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萧军有点犹豫，丁玲悄悄地鼓励他说：“你是学炮兵的，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终于站起来第一个发言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次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某些问题上展开了既激烈又尖锐的辩论，气氛非常活跃。大会之后是小组会，以便谁有什么意见，可以更广泛更集中地讨论研究。果然不出萧军所料，他在大会及小组会上，和某些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如果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在体会期间，萧军担心和某些同志再开会时继续发生冲突。不想再参加会议了。他又向毛泽东提出要立刻出去旅行。毛泽东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萧军同志：

　　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复，即致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五日

　　萧军当时确实过分任性，想怎样就怎样。但毛泽东还是宽容了他。萧军夫人王德芬则感到不妥，劝萧军说：“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情理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萧军终于接受了妻子的规劝，决定把会开完再走。

　　5月16日座谈会复会。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到23日才闭幕，毛泽东做了总结性发言，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中心问题，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次座谈会前后历时21天，几次小组讨论会和三次大会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

　　会刚开完，萧军又要求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旅行用的“通行证”，毛泽东复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去鄜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萧军想去旅行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四

　　坦白豪爽、富于进取的萧军，经过与毛泽东多次交往，文艺座谈会的学习，以及5年多延安生活的洗礼，政治素养、思想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更加信赖。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军被派往东北工作。离延安前，萧军到毛泽东住处去辞行。毛泽东希望萧军回到东北以后能和彭真同志密切配合，协助彭真开展文化工作。毛泽东还说：“听彭真同志说你有过入党的要求，我们欢迎你！到了东北，如果考虑成熟了，可以向东北局提出来！”当时朱德和刘少奇也在一旁。毛泽东留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又和朱德一同送他到山下大路旁，才挥手告别。11月中旬，萧军精神抖擞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回到东北，萧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四处奔波，为党、人民政府和文化事业做了许多工作，但不幸的是那里的工作一度出现“左”的偏差，使他受到错误批判和组织处理，戴上危言耸听的大帽子。

　　1949年春，他被分配到抚顺总工会资料室工作。困境没有使他气馁、消沉，因为在他心中，有对延安岁月的美好回忆，有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有人民作家的崇高职责。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同时辛勤地收集素村，潜心创作，争取为建国初期的文坛，献上一部反映工业建设题材的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1952年书在北京写成后，有关部门不予出版，有的单位也下敢出版，稿子退回三次。萧军万般无奈，只得上书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萧军的作品还是要出版的。”当时萧军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象的。毛泽东对朋友的信任、支持，以及实事求是、力排众议的精神，使他终身难忘。1954年，此书得以问世。

　　1966年7月，萧军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照片，激起延安岁月的回忆。他将毛泽东在延安写给他的10封亲笔信连同他在延安编的《鲁迅研究丛刊》和《文艺月报》送给毛泽东，作为礼物和问候，也寄托了萧军对毛泽东深深的眷怀和思念之情。

　　一九 谈笑满座生风——毛泽东与徐懋庸

　　徐懋庸是从1938年到延安以后开始同毛泽东交往的，在此之前，他在上海曾任“左联”常委秘书长，并负责同鲁迅的联系，1936年，“左联”解散之后，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徐懋庸同鲁迅的意见相左。在8月1日给鲁迅的一封信中，凭着鲁迅对他的爱护和信任，徐懋庸急不择言地陈述了自己对某些事和某些人的看法，包括一些不够正确的看法，冒犯了鲁迅；加上鲁迅对他那封信的由来有所误会，于是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严厉地批评了徐懋庸。这之后徐懋庸的心情很苦闷，在上海的处境也很困难。为了弄清“两个口号”论争的是非，1937年初，徐懋庸下决心到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他靠译书筹了安家费和路费，于年底出发，1938年3月辗转来到延安。

　　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一次宴会，欢迎包括萧军。丁玲、徐懋庸等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人。

　　这是徐懋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只觉得他态度平易近人。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当众演说，欢迎词是由张国煮作的。然后让被邀请人发言，大家谦让，推来推去，要徐懋庸先讲，徐懋庸就讲了几句，主要是讲到延安以后的感觉，特别强调延安的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难分，不易团结。也联系了上海“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说他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糊涂的，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学习，接着是丁玲报告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经过。然后是萧军发言，主要意思是不向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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