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逼我也没用。”
　　“不太可能是头儿的秘书吧？你说过，你总是把文件还给头儿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说，所有授权的人当中，头儿是最后一个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
　　“她是对文件登记注册的人，不用的文件也都由她保管。”
　　“那就是说，”费德勒冷静地说，“肯定就是四处的人送文件给你的了，对不对？”
　　“对的，我想是的。”利玛斯无助地说，像是在费德勒面前甘拜下风。
　　“四处的办公室在几楼？”
　　“二楼。”
　　“资金调配部呢？”
　　“在四楼。在特别登记处旁边。”
　　“你记得那份文件是哪个人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记得是不是曾经下楼去取过那份文件？”
　　利玛斯绝望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转向费德勒叫道：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彼得那里拿来的。”利玛斯好像突然清醒，激动得脸都红了，“就是这样。我去彼得的房间拿过文件，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挪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在挪威工作过。”
　　“是彼得·吉勒姆吗？”
　　“是的，我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刚从安卡拉回来没几个月，授权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单上写的是‘四处’，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他的姓名缩写。他的名字是后加的，有人把原来的名字用白纸片覆盖后，写上了彼得的姓名缩写。
　　“吉勒姆分管哪个地区？”
　　“就这里，东德地区。他手下有几个人，主要从事收集经济情报等非一线工作。他是条汉子。我记得他也给我送过一次文件。他那时候并不负责间谍活动，至于插手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几个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类的问题，只是作情报评估。”
　　“你们没有谈论过那个人？”
　　“没有，那是我们的禁忌，不可以谈论。特别登记处那个叫布里姆的女人还特别啰唆了一阵：不许谈论，不许提问。”
　　“考虑到对‘滚石’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吉勒姆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滚石’间谍活动？”
　　“我对彼得斯都说了。”利玛斯拍着桌子，几乎是吼叫着说，“任何针对东德的间谍活动没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瞒着柏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不会不知道，你明白吗？这个问题我要对你们说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会知道的。”
　　“你说得对。”费德勒客气地说，“你当然会知道。”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你要是秋天来的话，”他看着窗外说，“景色会更美，那时候是毛榉树叶变色的时节。”


第十三章蛛丝马迹

　　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信什么主义，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你们信仰基督吗？”
　　“基督徒也不多吧，起码我知道的不多。”
　　“那他们按照什么生活呢？”费德勒坚持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吧。”
　　“为什么一定要有？也许他们就是没有，也不想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利玛斯有些无助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
　　“哦，饶了我吧。”利玛斯顶了一句。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后，费德勒顽固地又问起了哲学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知道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呢？”
　　“谁说过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正确？”利玛斯生气地回答。
　　“难道不需要是非观念吗？是非观念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昨晚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是党的手臂，捍卫党的利益，是为和平和进步而奋斗的先锋。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的情报部门是我们事业的先锋。斯大林这样说过，”他挤出一点笑容，“现在引用斯大林的话不时髦了。不过他曾说过，‘五十万人被清洗，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因车祸死亡一人也是国家的悲剧。’你知道，他这是在嘲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敏感。他尽管很会冷嘲热讽，可话说得没错。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关一批人、杀一批人。而且我们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从没有假装追求绝对的公正。《圣经》里也有一个罗马人说：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
　　“你们是那样的。”利玛斯厌烦地回答。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你的生活哲学是什么？”
　　“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浑蛋。”利玛斯恶毒地说。
　　费德勒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尽管原始、错误而愚蠢，至少是一种想法，而且就有人这么认为。圆场其他人的思想情况呢？”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从没有和他们讨论过思想问题吗？”
　　“没有。我们又不是德国人。”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加了一句，“我想他们都不喜欢共产主义。”
　　“所以你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把炸弹扔进拥挤的餐馆里？难怪你们的特工会一个一个地被消灭。是不是？”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也许吧。”
　　“你明白，我们也做那样的事情，”费德勒接着说，“如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利，我也会把炸弹放进餐馆。不过我会作总体的权衡，在牺牲的妇女儿童和对事业有利的程度之间作个权衡。而基督徒们——你们是个基督教社会——就不会去作这样的权衡。”
　　“为什么不呢？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吧，对不对？”
　　“可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不可亵渎，相信每个世人的灵魂都可以被拯救。他们崇尚牺牲精神。”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利玛斯接着说，“斯大林也没有作过你说的那种权衡吧？”
　　费德勒笑了起来。“我喜欢英国人，”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父亲也喜欢，他很喜欢英国。”
　　“那我就太荣幸了。”利玛斯不客气地回答，接着就不说话了。
　　他们停下脚步，费德勒给了利玛斯一根烟，并给他点上。
　　山路越来越陡。利玛斯喜欢这样的运动，他迈着大步走在前头，肩膀前倾。费德勒跟在后面，步履矫健，像条跟着主人的猎犬。他们走了有一个小时，也许还不止。前面出现了一块林间空地，透出一片天空，他们已经登上了一座小山顶。从那里能看到密集的松树林间掺杂着灰色的毛榉树。利玛斯看到对面的山谷下隐现的猎人小屋，在树木中显得矮小而黯淡。空地中央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旁边有一堆原木，还有篝火的残迹。
　　“我们坐一会儿。”费德勒说，“然后就要往回走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告诉我，那笔钱，存在国外银行的那一大笔钱——你认为那笔钱是派什么用场的？”
　　“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那笔钱是付给某个间谍的。”
　　“是潜伏在铁幕国家的间谍吗？”
　　“是的，我认为是的。”利玛斯疲惫地回答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首先，那笔钱数目很大。其次是支付的手段很复杂，起用了特别的保密措施。还有就是，头儿直接参与了这件事。”
　　“你认为那个间谍会怎样处理那笔钱？”
　　“喂，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取出了那笔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仅是跑跑腿而已。”
　　“你是怎样处置那两个账户的存款证明的？”
　　“我一回到伦敦就把它们上缴了，连同我的假护照一起。”
　　“哥本哈根或赫尔辛基的银行有没有寄过信到伦敦给你，我的意思是按你的假名字寄信给你？”
　　“我不知道。我想任何这类信件都会直接送给头儿处理。”
　　“你开账户时用的假签名，在头儿那里留有样本吗？”
　　“是的。我进行过大量的签名练习，他们留有很多签名样本。”
　　“不止一个？”
　　“是的，有多份整页的签名。”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在你开户以后，他们可能和银行还有信件来往，不过没必要让你知道了。他们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签名发送信件。”
　　“是的，说得没错，我想是那样的。我还在很多空白信签上签了名。我一直觉得还有人负责和银行的信件联系。”
　　“可实际上你从不知道有哪些信件来往，对吧？”
　　利玛斯摇了摇头。“你摘错了，”他说，“整体认识上出了偏差。那时候，我经手的文件很多，这件事情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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