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压低声音和我说话，真是奇怪。”
　　“他说了些什么？”
　　费德勒没有回答。后来低声地说了一句：“全都过去了。”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在我们被捕的那天，我已经向中央申请逮捕蒙特，以背叛人民的罪名缉捕他。”
　　“你疯了，我告诉过你，你真的是疯了，费德勒。他绝不会……”
　　“除了你提供的证据外，我还有其他针对他的证据。过去三年里，我一直都在收集那些证据，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你提供的证据只是其中一部分，就这么回事。我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后，立即给除蒙特外的每个中央委员都送去了一份材料。他们收到材料的那天也就是我申请对蒙特逮捕令的日子。”
　　“也是我们被抓起来的日子。”
　　“是的。我知道蒙特不会善罢甘休。我知道他在中央委员会里有朋友，至少有那种一收到我的材料就跑去报告蒙特的小人。不过，我知道他终究要失败。中央收到了我的报告，需要一些时间处理他的问题。我们被抓起来审讯的几天里，中央的人反复研究了我送上去的材料，终于了解到那些材料的真实性，大家都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他们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担忧和关心，决定联合起来对付蒙特，组成一个特别法庭来处理这件事。”
　　“特别法庭？”
　　“当然是不公开的，明天就会开庭。蒙特已经被逮捕。”
　　“还有什么别的证据？你还收集了什么证据？”
　　“你就等着瞧吧。”费德勒微笑着回答说，“明天你就能看到。”
　　费德勒又不说话了，看着利玛斯吃东西。
　　“这个特别法庭，”利玛斯问，“怎么运作？”
　　“那就取决于法庭主持人了。它不是人民法院，这一点很重要。它更像是一场听证会，由中央委派人对某个……对象听取证词、做出结论。当然结论是建议性的，不过那种结论和判决也没什么区别。整个过程受中央委员会委托，秘密进行。”
　　“具体怎么操作？有辩护人和法官吗？”
　　“有三名法官，”费德勒说，“实际上也有辩护人。明天我本人对蒙特提出指控。卡尔顿将为蒙特辩护。”
　　“谁是卡尔顿？”
　　费德勒犹豫了一下。
　　“是个很厉害的人，”他说，“看起来像个乡下医生，一个仁慈的小个子。他曾被关在纳粹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为什么蒙特不能为自己辩护？”
　　“那是蒙特自己决定的事情。据说卡尔顿还要招一名证人。”
　　利玛斯耸了耸肩。
　　“那是你的事情。”他说。双方又沉默了。后来还是费德勒深思着先开口说话：
　　“如果他出于仇恨或嫉妒而伤害我本人，我不会在意，我想我不会计较，起码不会很计较。你明白吗？在忍受那漫长的痛苦中，我总是对自己这样说：‘我或者倒下，或者奋力承担苦难，苍天作证，苦难不断袭来，无休无止的折磨，让人无从回避。’他一直叫我犹太佬，这些我都不在意，真的无所谓。无论他是因为政治目的还是个人目的都没关系，问题是，他恨……”
　　“够了。”利玛斯打断他的话，“你知道他是个浑蛋。”
　　“是的，”费德勒说，“他的确不是好人。”他似乎很兴奋，利玛斯猜想他现在很想对人吹嘘一番。
　　“我对你的话想得很多，”费德勒接着说，“经常回味我们的那次谈话，你还记得吗？关于马达问题的那次谈话？”
　　“什么马达？”
　　费德勒笑了。“对不起，这是直译出来的词。我说的马达是驱动力、精神和动机的意思，基督徒都这么说。”
　　“我不信基督教。”
　　费德勒耸了耸肩。“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他又微笑着说，“不说这些让你不自在的事情了。这样说吧，如果说蒙特是对的，他会让我交代问题，即让我交代怎么和英国间谍合谋置他于死地。你看，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英国情报部门设计的，你我串通一气，图谋把我们最优秀的情报人员除掉。让我们自相残杀。”
　　“他对我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利玛斯冷淡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好像全是我的阴谋诡计似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你的阴谋，我们先假设是这样，你别在意，我是在举例说明问题。你会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吗……”
　　“蒙特本来就是一个杀手。”
　　“我们假设他不是那样的人，假设英国方面要除掉的人是我，伦敦会做这种事情吗？”
　　“那可说不定……要看需要了……”
　　“啊，”费德勒很满足地说，“要看需要。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我们谈过交通事故和统计数据的问题。好，真是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你必须睡一会儿。”费德勒说，“你想吃什么就让他们准备，想吃什么都可以。养足精神，明天要你去说话。”他走到门口时，回头说：“我们是一伙的，这是句玩笑话。”
　　利玛斯很快就睡着了。听到费德勒说要和他一起尽快把蒙特干掉，他觉得心安了许多。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第十九章支部会议

　　丽兹在莱比锡过得很愉快。艰苦的生活并未影响她的心情，反而给了她一种奉献的满足感。她住的那间小屋子照明不足、条件简陋，吃的也很差，据说好的食物都优先给了孩子们。他们吃饭的时候总在谈论政治问题。和她一起的是爱伯特太太，是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子女人，莱比锡－霍恩格伦地区支部的书记，她丈夫是郊区一个大理石采石场的场长。丽兹觉得这里的生活有点像是在修道院里，或是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里。条件艰苦，但精神上很满足。丽兹以前和姑妈学过一些德语，现在这么快就能用德语交流，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开始的时候，她试着和孩子们说德语，那些孩子笑着帮她练习。开头几天，他们和她相处不是很自在，把她当成什么大人物，或是什么稀客。可到了第三天，孩子们就鼓起勇气，问她有没有从“那边”带巧克力过来。她没有想到要带巧克力，所以觉得很难为情。为此，孩子们也不再理睬她了。
　　晚上还有党的工作要做。要分发传单，找那些欠交党费和开会迟到的人谈话，还要到区里参加支部书记会议，对“农产品集中分配问题”之类的论题进行讨论。还去过郊区一家机械工具厂，出席了“工人政协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到了第四天，星期四，他们举行本支部党员会议。丽兹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感到非常高兴，希望有一天她的贝斯沃特党支部也能举行这样的大会。他们为这天晚上的讨论会起了一个很棒的名字：“二战后的和平共处”。他们预计参加人数会创出新纪录。他们把会议通知发遍了全区，同时确认了这天晚上没有别的会议，以免冲突。并且这天还不是商店开夜市的日子。
　　大会只来了七个人。
　　七个人加上丽兹、支部书记和区里来的一个人。丽兹虽然摆出一副勇敢面对的表情，心里却是非常的失望。会议开始时，她一直无法听进发言人的话。等她平静下来后，发言人用德语说的复杂从句，她又听不懂了。这和贝斯沃特支部会议很相似，和教会的祈祷晚会也没有什么区别。她以前经常去教堂。——同样都是一小群困惑的人聚在一起，同样都是夸张的自我反省，同样都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感觉。她总是这么感觉，虽然这种感觉是可怕的，但她也没办法。可她真的希望最好一个人都没来，因为那样反倒干脆。当然，那样会使他们为难，仿佛受到了污辱，但是你可以采取某种措施。
　　但是，只来了七个人，比一个人都没有更糟糕。这是群众觉悟不高的体现。他们真让人痛心啊！
　　这里的会场比她贝斯沃特支部租借的教室要好一些，可还是让人不舒服。在英国，需要动脑筋去找会场，至少那个过程还有点意思。他们开始找的时候，还假装不是开党支部会，而是别的什么聚会。他们那时候在酒吧、咖啡馆，或轮流到党员家里开会。后来中学老师比尔·黑泽尔加入了她的支部，他们就开始用他的教室当会场了。即使这样还是不安全，学校校长以为比尔在办一个戏剧兴趣小组，以后还是有被禁止使用的可能。就算那样，也比这里的“和平会场”好。这里的会场用水泥预制板搭起，墙角多处开裂，当然也毫无例外地悬挂着列宁的画像。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给领袖画像配上那么傻的镜框。会场角落里的管风琴上满是灰尘，弄得像是法西斯葬礼上的摆设。有时候她觉得阿历克说得没错：人们的信仰是出于需要，信仰什么倒并不重要。他的原话是：“一条狗哪里痒抓哪里，不同的狗发痒的地方不同。”不，不对，阿历克说得不对——那样说太难听了。和平、自由和平等都是现实问题，还有党已经阐明的那些历史必然性。不，阿历克说得不对：真理并不被大部分人所掌握，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实，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不然就会被历史抛弃。党是历史进程中的先锋，是保卫和平的尖兵……她满脑子都是那些吃不准的教条。回到现实，她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这次会议。七个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那些人看上去都是满脸饥色、闷闷不乐的样子。
　　会议结束后，丽兹等着爱伯特太太拿走门边桌上那堆没有卖出去的宣传品。她在签到簿上签到后，穿上了外套，晚上外面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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