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报告的人已经走了，没等到讨论结束就走了，让丽兹觉得不太礼貌。爱伯特太太站在门口准备关灯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夜色中走到了门口。丽兹猛一看还以为是阿什来了，那人身材修长，个子很高，也穿着那种带皮纽扣的风衣。
　　“是爱伯特同志吗？”那人问。
　　“你是？”
　　“我来找一位英国的同志，戈尔德。她和你在一起吗？”
　　“我是丽兹·戈尔德。”丽兹插嘴说。那个男人走进会场，将门关上，这才看清他的容貌。
　　“我是区里来的，叫霍尔顿。”他给还站在门口的爱伯特太太看了证明之类的东西。爱伯特点点头后，有些担心地看着丽兹。
　　“我按中央的指示，传信给戈尔德同志，”他说，“你在这里的交流计划有些变化，现需要你去参加一个特别会议。”
　　“哦。”丽兹傻傻地回答。连党中央都知道她，真是太令人激动了。
　　“这是一种表示，”霍尔顿说，“一种友好的表示。”
　　“可是我——可是爱伯特太太……”丽兹有些无助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爱伯特同志一定能理解这一点。”
　　“当然理解。”爱伯特太太立即回答说。
　　“那个会议在哪里举行？”
　　“需要你今天晚上就出发，”霍尔顿回答道，“我们要赶很长的路，要去戈尔里茨。”
　　“去戈尔里茨……那是哪里？”
　　“东部，”爱伯特太太马上接口说，“靠近波兰边境。”
　　“现在我们开车送你回住处，收拾好东西后我们立即出发。”
　　“今天晚上？现在？”
　　“是的。”霍尔顿似乎并不给丽兹选择的余地。
　　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在外面等着，前排坐着司机。车前部有插旗子的底座，看上去像一部军车。


第二十章特别法庭

　　法庭房间只有教室那么大。一端放着五六条长凳，上面坐着卫兵和看守，中间夹杂着观众——中央委员和一些选定的官员。房间的另一端是法庭的三名成员，都坐在高背椅上，身前放着一张橡木桌子。他们头上吊着一个三合板制成的大红星，用三根铁丝吊在天花板上。法庭墙壁的颜色和关利玛斯的牢房墙壁一样，都是白色的。
　　那三个人前方的桌子两边，还有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其中一个在六十岁左右，穿黑西装，系灰领带，打扮得像是要去德国乡下教堂做礼拜似的。另一个人就是费德勒。
　　利玛斯在后排，坐在两名看守之间。透过前排观众，能看到被警察围着的蒙特，他头发剃得很短，宽宽的双肩，穿着那熟悉的灰色囚服。装束很能说明问题，也影响着法庭的氛围——费德勒穿着他自己的衣服，而蒙特穿的却是囚服。
　　利玛斯刚坐下不久，法庭主持人，就是坐在当中的那个人敲了一下铃。利玛斯顺着声音看过去，发现主持人竟是个女的，不禁打了个寒战。也不能怪利玛斯粗心，那个人五十岁左右，有着黑色的小眼睛，头发很短，像个男人似的。身上穿着黑色的类似列宁装式样的衣服。她扫视了一眼全场，点头示意卫兵关上门，没有什么开场白，立即进入正题。
　　“会议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了，要记住整个会议进程都是保密的。这是中央特别指定成立的法庭，我们也只向中央负责。我们将按适当的途径听取各方的陈述。”她例行公事地指着费德勒说，“费德勒同志，还是你先讲。”
　　费德勒站起身来。对桌子周围坐着的人点了点头，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在角上用黑线穿起的纸。
　　他说话的时候很安详，利玛斯从没有见过他这样的神情。利玛斯觉得他表现得很好，很像一个怀着遗憾的心情把自己上司送上断头台的人。

　　“有一个情况要先说明一下，也许有些人还不了解。”费德勒开始发言了，“在我把有关蒙特同志的报告送交中央的那一天，我被逮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叛逃者利玛斯。我们都被关了起来，我们都……被逼供，要我们承认这些指控都是迫害好同志的法西斯阴谋。
　　大家从我送交的报告中已经知道，利玛斯是怎么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我们选中了他，引诱他叛变并把他带到了民主德国。有个情况能充分证明利玛斯状况的真实性，那就是：他到现在还拒绝认为蒙特是英国特务，当然其原因我在后面会讲到。所以，如果认为利玛斯设计陷害，那就太荒唐了。因为对蒙特的指控是我们发起的，利玛斯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看似零碎却很重要的信息。那使我们在过去三年中收集的证据连成了一体，从而获得了证实。
　　在你们的面前放着这个案子的书面材料，所以对大家都了解的情况我就不再多说了。
　　对蒙特同志的指控，就是指控他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虽然还有如下一些指控——他给英国情报机构递送情报，他利用其掌管的部门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服务，他故意包庇反党集团并收取巨额外汇酬劳。这些指控都有这样一个前提：汉斯·迪爱特·蒙特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这种罪行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我们的刑法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犯罪了。他极大地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犯下了我们国家机关最需要提防的罪行。”说到这里，他把手上的材料放在桌上。
　　“蒙特同志今年四十二岁，现任国家人民保卫部副部长，未婚。长期以来，人民一直认为他能力出众、对党忠诚，为保卫人民的利益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请允许我介绍一些他的工作经历。他二十八岁被招进部里工作，并接受了相应的培训。实习期满后，他被派往北欧国家执行一些秘密任务，主要是在挪威、瑞典和芬兰。在那里，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情报网，打入敌人阵营，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那时候还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但是，同志们，这里要请你们记住他在北欧国家工作过这个事实。由于二战中他在北欧国家组织过情报网，这一点使他在战后有借口经常去芬兰和挪威。正是在那里，他从国外银行提取了巨额的美元，收取他卖国获得的酬劳。有一点很明确：蒙特同志并不是反革命势力的牺牲品。他的蜕变有着内在的因素，是内心的胆怯、懦弱和贪婪，以及发财的梦想毁了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获取敌人酬劳的途径很隐秘，他的罪行却正是因此而败露。”
　　费德勒停了停，扫视了一下全场，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激情。利玛斯看着，也被他深深吸引。
　　“让我们都引以为戒吧，”费德勒大声说，“还有很多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排的一些观众交头接耳地谈论起来。
　　“企图出卖人民利益的那一小撮人，绝对逃不过人民警惕的眼睛！”费德勒表现得像是在隆重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其实眼前小房间里也就坐了没多少的官员和卫兵。
　　利玛斯这才认识到，费德勒对这件事情非常慎重，因为现场坐着的都是些政治上无可挑剔的人。费德勒知道不能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就对他自己很危险。现场发言都被记录在案，在此达成的共识很难再被推翻。
　　费德勒翻开面前的卷宗。
　　“1956年年底，蒙特被派驻伦敦，任东德钢铁业代表团随员。他还承担着对流亡英国的反革命团伙展开斗争的任务。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也不否认——他的工作还是有成果的。”
　　利玛斯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到前排就坐的那三个人身上。主持人左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皮肤黝黑，眼睛半睁半闭。他留着蓬乱的直发，脸色灰暗，像个苦行僧。他的手很细长，不停地拨弄着面前的一沓纸张。利玛斯猜他是蒙特的人，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另一边坐着的人岁数要大一些，头上谢顶，面容和善。利玛斯觉得那人是个糊涂蛋。利玛斯估计出一种可能的结果：年轻的那个会为蒙特说话，女主持人会认为蒙特有罪，年长的那个男人看到僵持不下会觉得难办，最终还是会支持主持人的意见。
　　费德勒又接着发言：
　　“在他伦敦工作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出问题了。我刚才说过，他那时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英国秘密警察开始追捕他，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蒙特在英国并没有外交豁免身份（英国作为北约国家，不承认民主德国），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四处躲藏。那时各交通口岸都收到了印有他照片和资料的通缉令，英国各地都在抓捕他。可躲藏了两天后，蒙特同志却乘出租车赶到伦敦机场，再搭飞机飞到了柏林。大家不禁会发出赞叹，真了不起啊！在全英国的警力都被调动，所有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都在严密监控之下，蒙特同志却能在伦敦机场乘上飞机。真是太了不起了。同志们，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仔细一想会觉得蒙特能从英国逃出来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太容易了。事实上，没有英国政府的默许，他根本就没有可能逃出来！”这时房间后排观众中引发了比第一次更大的骚动。
　　“真相是这样的：蒙特那时已经被英国机构逮捕，在他短暂的关押期间，对方给他两条路选择。要么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坐几年牢，事业全完蛋；要么让蒙特戏剧性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让他出色地完成工作。当然了，选择英国方面第二条路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他们提供情报，同时英国会支付给他大笔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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